冠状病毒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传播的

文 | Faye Flam (Bloomberg) 译 | 李长青

每种病毒都有其独特的传播模式,科学家们目前开始逐渐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行为方式。这种了解让我们能对不同活动的风险等级进行从高到低进而再到极微风险的排序。

目前最有信息量的研究揭示了疾病在现实世界中的传播方式,这比早期基于模型的各种预测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这些模型只显示了假设的情况。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病毒学家Muge Cevik说,新冠疾病传播的两个驱动因素是密切接触和封闭空间造成的拥挤状况。它通过流浪者收容所和看护所传播,它还在家庭内部和肉类加工厂传播,在这些地方,有许多人挤在一起。

Cevik一直在收集和审阅世界各地关于疾病传播的论文。”有一些趋势正在出现,”她说。”一起吃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能会有传播这种疾病的风险,但 “短暂的五分钟购物,或者在路上和别人擦肩而过,这些都是低风险。”

这些来自于中国、新加坡、台湾和美国一些地区的研究是通过接触者追踪来完成的。正如医生出身的前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纽约客》杂志上所解释的那样,接触者追踪即使是在疾病大范围传播后也可以切断疾病的传播链,从而阻止传播。另一个主要好处是,接触者追踪提供了疾病传播方式的线索,而每种病毒的传播都有其独特的模式。

美国几乎还没有做过任何接触者追踪工作。纽约市5月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对来医院就诊的人之前都是呆在家里,并没有出去工作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为什么没有对每一个入院的人进行询问?为什么不查出他们和谁住在一起、或者是谁去看望过他们、并追查他们的去向?这些浪费掉的收集数据的机会令人震惊。

Cevik说,经常有人问她,如果这种病需要封闭的环境或密切接触才能传播,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传播性?答案首先来自对超级传播事件的推测。数据显示平均每个被感染的个体会将病毒传播给两到三个人之间。但重要的却往往被忽略的一点是,这个传播数仅仅是一个平均数。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都只会将疾病传播给一个甚至零个人,而少数人在所谓的超级传播事件中却感染了其他很多人。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去避免的。

Cevik 继续说,数据显示有 80%的新冠传染是由9%的感染者造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是,这种疾病显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但传染期窗口并不长,也许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传染。接触者追踪研究表明,最具有传染性的人也只是在症状发生和发生的前后几天内最具传染性。如果处于这个阶段的人去参加聚会、去教堂做礼拜、去肉类包装厂或养老院工作,就可能让其他很多人得病。

中国的一项研究讲述了病毒是如何在一次商务会议和一家餐馆中传播的。新加坡的一项接触者追踪工作显示,大的病例群是如何由一次商务会议、一家教堂和一家商店引起的。另一项研究,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研究之一,显示芝加哥的一名感染者是如何在一次葬礼上将疾病传播给多个人的,后来又在一个生日派对上传播,其中一个在派对上感染的人又参加了一个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教堂礼拜,于是又将疾病传播给更多的其他人。其它研究则发现新冠疾病的爆发与拥挤的办公空间相关。

Cevik 说,最终出现严重症状的人比那些只有轻微症状的人更有可能将疾病传染给他人。虽然很明显这种疾病可以在症状出现之前就传播,但这仍然是一个尚未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比如有多少感染者没 出现症状,以及这些无症状感染者是否是传播的主要推动力,等等。

这些研究中收集的许多数据可以说是一个惊喜,马萨诸塞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的生物学教授Erin Bromage说,他最近写的一篇关于疾病如何传播的博客文章获得了1100万的浏览量。他解释说,人们认为,如果你接触这个病毒了,就会自动生病或传染这个疾病。但即使是在家里接触到生病家人的人也被发现不一定会生病。

分享一个居家空间或办公室确实使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增高,因为相互接触的时间长短与距离一样重要。在超市里从你身边经过的人不太可能传染给你。户外环境也似乎更安全得多。有一项研究跟踪了数百个病例,发现除了一个病例外,所有的传播都发生在室内。

“我希望人们不要再把精神和精力浪费在做错误的事情上”,Bromage说。”不要再担心户外活动和骑车的人,因为它(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非常低。”

Bromage认为不应该在获得群体免疫或疫苗之前仍然继续保持严格的封锁。他反而希望看到企业利用现有的数据,在不助长重大疫情暴发的情况下重新启动正常运作。在新常态下,他看到了餐馆和发廊等行业的希望,他正在给社区里的这类企业提供建议,帮助如何将病毒暴露率降到最低。

正如哈佛大学人口医学教授 Julia Marcus在《大西洋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回忆的那样,在20世纪,直到有了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之前,医生们最终减少了保持独身的建议,而是开始谈论更安全的性行为。现在是时候对新冠状病毒下的生活做同样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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