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滔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中科院博士黄国平的这份论文致谢词让很多人心胸激荡。
这段致谢词再次引起讨论：寒门还能出贵子吗？与之“交相辉映”的是2018年的707分北大女生“感谢贫穷”之说。
事实上，如今的教育不平等早已超出了贫富之别，“小镇做题家”概念的兴盛正说明了小村镇子弟跟大城市中产阶级子女所受教育的悬殊差距。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感谢贫穷”，穷人家庭又应该如何正视自身所处现状？上世纪90年代毕业的中科院博士、同样出身于贫困农村的王晨光教授，对于这一话题有着自己的思考。
01
“‘感谢贫穷’论调令人痛恨”
全现在：读到黄国平的博士论文致谢，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都会发出各种评论及读后感，像黄国平这样的是个例，还是有普适的借鉴价值？
王晨光：首先我对黄博士表达祝贺。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并且这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经历，目前各个工作岗位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毕竟从国家层面看，30年之前大多数老百姓还处于贫困状态，所以现在很大一批事业有成的人会对黄博士的经历产生强烈的共鸣。
我在中科院读的博士，后来又在美国工作差不多20年，现在大多时间在中国工作。我本人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是山东鲁西南的郓城，当地有一句话叫“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之所以有那么多“好汉”出自郓城，也说明郓城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不太富裕的地区。今天尽管摆脱了最极端的贫困，但跟一些富裕地区比，仍然是相对贫困的。在我小的时候，家里以种地为生，除了读书，放学之后就要去放羊，去干农活。在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当然因为我父亲是教师，我的家境在农村里面还算是不错的。
村子里的同学，很多小学都没读完，更多的是到了初中辍学，能读到高中的非常少。我后来能够进入高中，读大学，到博士毕业又出国留学，这样的经历现在想想也不那么容易，就算条件还好，毕竟受制于整个家乡的贫困。农村里，首先要从村子里的学校考到镇上，或是县城的高中，如果这一步都出不去的话，其它的机会就几乎没有了。
跟30年前甚至更早阶段相比，为什么说现在对博士的重视度不高了？其实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目前的中国不那么贫困，并非说现在的博士一定不如那个时候。从整体水平上、从知识水平的掌握来看，今天的博士比30年前的博士整体上水平是要高的，是经济条件造成的反差导致了现在博士没有以前更受重视的错觉。
全现在：2018年，一名河北保定的女孩以707分的高考成绩考入北大，当时她写了一篇《感谢贫穷》的文章，说“贫穷”赋予了她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永不低头的气量。中国古代也曾有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继而成功的案例，是不是可以说，无论古今，寒门出贵子都是小概率事件？
王晨光：寒门出贵子这个命题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包括刚才提到的北大女生发表《感谢贫穷》的报道，我对这种报道发自内心地痛恨。
还有最近的黄博士，我相信他是发自肺腑的一种感言，所以我尊重他的这种选择，尊重他这种表达方式，但不能过度延伸，不能认为是贫穷造就了他的今天。尤其北大那位女学生写《感谢贫穷》，我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自己内心存有对过去的童年生活的怀念和留恋，这没问题。但如果把这个公布于众，认为贫穷是值得称道的，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贫困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它会带来一系列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问题。
中国自古长期有“寒门出贵子”这句话，但还有另外一句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如果在穷山恶水的地方，肚子都没有吃饱，在那种情况下，让他保留做人的尊严都很难，人穷志短，更不要说出什么贵子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在宣扬这样的案例，大概是因为这种大的反差才能产生震撼的效果；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农村里面看不到更多希望，那里没有像城市这么好的条件，父母也不知道孩子将来能怎么样。
我小时候家境还是相对不错的，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走街串巷的算卦先生给我算过一卦。他带了一副牌和一只鸟，把鸟放出去叼出一张纸牌来，纸牌上就是你的命运。我至今还记得这句话，是因为后来的几年母亲常常重复这样一句话——“待到年方三十六，脱去蓝衫换紫袍”，蓝衫就是一般寒门或工人阶层，换紫袍象征着当官，因为中国古代的官着紫袍。后来我也把它当笑话看，我在美国晋升助理教授那一年正好36岁。
02
“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全现在：这两年有个新词叫“小镇做题家”，特别火。全现在之前发了一篇文章《从北大退学重考上清华，一个“985废物”的自我重构》，讲述湖南的一名小镇孩子考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到大三，通过各种方式也难融入到周围的环境，最终选择退学。之后又去复读，重新考入清华的文科类专业。他接受采访时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反思，终于能够认清自我，明白自己的定位。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王晨光：我读大学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词，叫高分低能。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句话，是因为当时中国城乡的差别造就了一种极端的不平等。高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全国一张卷，我来自山东，同样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山东考进北京的平均分数比北京考生要高很多。
在我们老家常说一分压死成百上千的人，但是山东和北京那种差距是几十分，甚至上百分，这本身就是贫困所带来的教育资源不均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到贫困有两个方面，一是贫困的家庭和个人；其次，贫困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联合国对贫困其实是有相对明确定义的，什么叫贫困呢？贫困意味着个人或者家庭缺乏收入，也没有可维持生计的手段。具体表现在家庭成员会处于饥饿状态、营养不良、教育和其它的社会服务缺乏，并且还遭受社会性的歧视以及排斥，也缺乏参与社会问题、决策的能力。最主要的就是贫困会导致教育问题，会导致个人的健康问题，还会导致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全现在：所以说，贫困不应该作为一种正能量去宣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去奋斗改变贫困了，这显然是一种逻辑混乱。在您看来，贫困对孩子的具体影响有哪些？
王晨光：联合国曾组织一项调查，发现7岁之前如果儿童一直生活在贫困中，那么他的认知能力比非贫困地区或者发达地区的儿童要低20%以上。比如有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有1/3左右能达到基本的教育大纲要求。这说明贫困家庭中的孩子已经远远落后于平均水平。
其实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角度来看贫穷，那就是健康。贫困家庭的住房面积不足，住的环境也差，在这种环境中，孩子在传染性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都要高得多。世界范围内的调查发现，贫困儿童患精神健康问题的概率是富足家庭的4倍左右，这是非常显著的差异。另外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就是贫困地区的人均寿命比富足地区要短20岁。
03
“‘寒门出贵子’这句话本身透露出了阶层意识”
全现在：今天，很多一线城市能得到最好的社会资源支持，这些资源是贫苦家庭的孩子、小镇做题家、甚至二三线城市学生望尘莫及的。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去认识自我？尤其是各种攀比、竞争的环境里如何才能够不急躁、不浮躁地去追求自己相对明确的目标？
王晨光：为什么刚才我说非常痛恨“寒门出贵子”这样一个命题？是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这样一句话其实已经透露出阶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既然有贵子，那么他已经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这种不平等就会体现在现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不是一个单纯寒门和贵子的差别，而是贵贱阶层的潜意识，是非常恶劣的。
在现在生活中，我也听说北京很多家长让自己的孩子从小上奥数，这里面隐含着一个概念：无论自己家庭条件好还是差，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民众“贵子”认同的话，那么这种阶层差别的认同就是非常危险的。
无论从联合国还是中国政府，其实都已经意识到贫困带来的这种深层次问题，所以中国政府这几年也在以消除绝对贫困作为执政目标之一。
我们每个人今天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无论自我认可与否，还是在别人眼中成功与否，都不应该忘记过去自己的童年，无论是贫困的还是富足的，你没法改变，这都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反过来讲，贫困什么时候都不值得骄傲，也不值得去感谢。实际上，让孩子们有个幸福的童年是现代文明中人类的共同追求，这一点不能否认。
绝对不应该美化贫穷，那样就反逻辑、反人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