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昌：审视课本上的逻辑（一）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作为主考官的梅尧臣和欧阳修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有哪一部上古典籍记载了这句话。苏轼这次考试未获状元，而是得了第三名，据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句话出典不明。事后苏轼去拜见主考官，梅、欧叩问这一引文典出何处，苏轼的回答让两位主考官当场倾倒：“想当然耳！”

在我看来，苏大胡子的这个“想当然耳”，不仅指杜撰出这么一个“范例”来论证其主张无伤大雅，而且还暗含了另一层意思：前人所著的诸多“经典”，未尝就不是“想当然耳”。这从苏轼后来带有批判性质的一些论述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但我这样理解，更硬的理由在于，这（自古经典多出于想当然）本来就是一个事实。

我读中学时，初中语文课本收录了周敦颐的《爱莲说》（学生：现在还有这篇课文）。作者通过有限的案例，加上对莲花“秉性”的描述，得出结论：菊为隐者之爱，莲为君子之爱，牡丹为富贵者之爱。这是一篇借物咏志的作品，按理说我们不必对其有逻辑方面的苛求；但它同时还是一篇论述性文章，很显然，他论述的过程既不严谨，结论更是不值一驳。按照他的论述，作为水体污染标志物的水葫芦岂不同样是出淤泥而不染。将他的结论放到现实中看，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仅凭一个人对于花卉的爱好来判断其人品和志趣。然而，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早已深刻影响了公众，乃至于我们约定俗成地把梅、兰、菊、竹看成了花中四君子，并不自觉地把这些花卉的爱好者与“品行高洁”相关联。

比《爱莲说》更典型的，还有《孟子》中的一篇作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这篇文章中，孟子如此论述“天时不如地利”：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这个论证未免过于粗糙。如果大家还不够清楚，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论述“地利不如人和”的过程：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我想先问一句：前面“环而攻之而不胜”的原因，是否完全可能由“人和”因素所导致？怎么就一定能得出“天时不如地利”的结论了？而针对“委而去之”，也未必就是败于“人和”因素。假如这座城池刚好建在雷区，士兵们因害怕雷击而逃跑，岂不是要得出“地利不如天时”的结论？

很明显，孟子是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再虚构论据来证明它，论证的逻辑是不严谨的，引用的论据则是片面、想当然的。尽管其主张“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能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认同，但其论证过程却不能服众。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孟子的另一个论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用有限的案例归纳出了普适的结论，未免失于严谨。

无疑，我们不能以今天的高标准来要求古人，实际上，我的这整堂课都不是要去批判古人。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祖先囿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可以用那样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他们给出了许多建立在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结论，这些结论在一定范围内可能还有一定道理；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是不足取的。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缺乏这样的提醒，乃至于有许多人不知不觉地秉承了古人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凭感觉、想当然，这是养成深层次思考习惯必须要克服的第一个大敌。在社科领域是如此，在自然科学领域更是如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