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应该能够听得懂我的话吧？不会像南方周末说的我讲的很多话有多么难听懂。其实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挖我的思想根源，有一点他们没有挖出来，就是我这个反宗教这种做法，或者用一个贬义词——反宗教的行径，是由来已久的，比我做所谓的学术打假，甚至比我做科普都要更早。后来，我就在1993、1994年的时候写了一系列的批判基督教的文章，那些文章在网上流传得非常广，一开始是在留学生群体流传，后来又流传到台湾、香港，像很多台湾香港的网友知道我是因为读了我那些批基督教的文章，像写圣经一百个错误的类似的这些文章。后来又传回了大陆，等到大陆有了互联网以后，一开始就在像网易、天涯这样有宗教板块的（网站）上面流传，直到现在也还在流传，所以说起来，那可能是我影响力最大的一批文章了。
所以，我跟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论战是由来已久了。后来做得少了，我把这个重点慢慢又转移到做科普方面去了。我在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们做科普的时候，在中国面临着四大敌人，就是中国科学面临的四大敌人。一个是中国科学界的浮夸腐败，这是一大敌人；第二个敌人呢，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反科学的倾向；第三个敌人呢，是新闻界、教育界对伪科学的热衷。第四个敌人就是民间宗教、迷信的盛行。
科学和无神论实际上是亲兄弟，无神论的发展要比科学早一些，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上的，因为无神论是科学的一个预设。所以在中国科学面临的这些敌人，无神论也或多或少面临着，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中国无神论也面临着四大敌人，第一个敌人是来自官方的。在国外经常把中国说成是一个无神论国家，这是因为官方的哲学是认可无神论的，但实际上无神论在中国是很不受重视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弱势群体，而且这种倾向是越来越严重。我举个例子，官方政府有一个叫宗教事务局（的机构），它本来的意义就是控制、管理宗教，但是这几年来，政府已经是出于要利用宗教的目的，觉得宗教利用得好可以作为维稳的一支力量，所以宗教事务局现在就慢慢地变成了扶持宗教的机构，当然它还有管理的一面，但是这已经变得不是它们的重点了。宗教事务局的官员的发言、文章，还有他们出的一些资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鼓励、扶持他们认可的宗教，或者他们说的所谓的正教，特别是自从法轮功事件以后，他们的一个反省就是觉得法轮功邪教之所以在中国一下子流传开去，是因为正教不兴，所以想通过扶持正教来反邪教，这实际上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玩火的行为。中国在新闻出版方面，政策的把握上是有问题的，是存在着误区的，这个未必是官方那么认为，有时候是编辑、总编他们自己的把握，他们认为如果批评了宗教就是在干预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宣传宗教的话，他们反而能够容忍，所以传教的文章、传教的书在中国是很容易出版的，只要不触及政府的底线，但是批宗教的文章是很难出版的，书现在是没有看到过，有一些翻译的而且是很早以前的，现在基本上不出了，但是在书店可以看到很多宗教的读物、传教的书籍。包括我出的书，我2005年出的《江山无限》这本书，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的，总算收了几篇批宗教的文章，比如把《无神论者是什么》收进去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问答，他们坚决要求删掉，就是“宗教有没有危害”，他们说不能讲宗教的危害，那个章节就非要删掉不可。这篇文章最近又收到《我的两个世界》这本书中，幸好现在这个出版社倒把它都给保留了。《我的两个世界》改得比较少，改的几个地方主要都是跟政治有关的，跟宗教方面有关的大多没有要求我改。所以这种（把关）基本上靠编辑来把握的，编辑的这种做法甚至要比官方的政策更严，怕惹事，所以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对中国无神论的传播来说，也就是渠道是很少的，要比宗教的宣传，比传教少得多。
第二个面临的挑战或者说敌人，同样是来自于人文学界的，或者更扩大一点，是来自于文化界的。现在文化界是把信教当成了一种时髦，特别是信基督教。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以前被我批过的一些人，像余杰、王怡啊，后来都纷纷去信教了，都宣布自己变成一个基督教徒了，而且他们信的都是最保守的原教旨的基督教。因为一般来说只有这种保守的原教旨宗教才会很热衷于拉人入教，如果是自由派的基督教，他们信自己的，甚至可能他们自己根本就不信，口头上说信，内心不信，他们不会硬要拉人入教，只有这些很保守的原教旨的基督教徒他们才很热衷于拉人进来，拉你一同下水，这可能也是自己心里没底气的一种表现，总觉得我拉得越多的人，我信的这个教比较真一样的。所以，现在就把这种信教，信原教旨基督教作为一种时髦，自称是文化基督徒。文化界的一些人，他们虽然本身不信教，但是，他们很推崇信教，号称是尊重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觉得说有信仰比没有信仰好，这是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就觉得奇怪了，既然说有信仰比没有信仰好，你自己又不信，这不自相矛盾吗？自己口口声声说我不信，又希望别人去信，这不是很不自洽的、很虚伪的一种做法嘛！这些人不管你信不信教，他们同样把信教作为一种时髦的表现，作为一种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认为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是过时的，这种无神论的信仰也好，观念也好，是过时，是因为你在中国受的这种党的教育，把我们培养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是些落伍的、保守的人士……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现在新无神论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蓬勃地兴起，那才是一种时髦。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来自教育界的，扩大一点也来自于新闻界的。科教界对无神论教育的忽视，甚至蔑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造成了很多学生在宗教、科学、无神论观念上的困惑，思想的混乱。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受的教育，我们是从来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的无神论教育的，最多在一些哲学课上讲那么几句，言不由衷地讲几句，甚至连很多老师自己都不信政治课上的内容。对宗教是缺乏免疫力的，一旦遇到这种传教的人，给你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向你传教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变成他们的俘虏，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那些留学生同学、朋友一出国之后就会很快入教的一个原因所在。当然这其中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想找一个群体，加入进去，觉得我要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我就要也跟着信教，像一些在国内是党员的，出了国之后，还更容易就加入基督教。这些也是我们面临着的一个挑战，缺乏对无神论的认识，很多人是通过我那篇《无神论是什么》才对无神论有一些思考，才有一些比较系统的看法，知道碰到传教的时候怎么跟他们对着干、怎么跟他们辩论。当然那个写得是很粗糙的，因为我那个《无神论者是什么》只是一个基本问题的问答，我最初想写一本书，如何系统阐述无神论的这些问题，但估计这本书写出来也没法出版，所以就一直没有写的动力。这就是我们面临着的第三个挑战。
第四个挑战是来自传统的，来自民间的，也就是民间宗教、迷信的盛行。我一直讲宗教和迷信，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宗教只不过更形而上一些，更系统化一些，就是成体系的迷信。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科学传统的，甚至也没有理性的传统，这些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东西。在历史上中国的这些传统的文人、古人，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没有这种理性的思考。谈起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无神论者，大家想想，可能就是汉朝的王充。《论衡》的作者，但是大家仔细看《论衡》的话，会发现里面也含有很多神神叨叨的东西，就是他对神秘、灵异现象同样是很迷信的，他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出现过这种真正的无神论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像无神论、有神论，还有不可知论，我把它翻译成“疑神论”，所有这些看法、观点，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中国没有这种理性的传统，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稀里糊涂的，马马虎虎就这么过去就行了，不会去提出某个术语去做很清楚的界定。刚才有个网友问我，中国有没有这种不可知论，认为中国可能在传统上属于不可知论，我认为不是。中国在传统上都会受孔子的影响，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是不是一种不可知论，我认为不是，因为它的基础是“敬”，就是对鬼神还是“敬”的，只不过认为不值得去谈，认为它没法去谈，但是这跟不可知论是不一样的，不可知论的基础是不相信，也不会去敬这些鬼神，因为他都不信这种鬼神的存在，不会去接受它。我们的这个传统，最最开明的像孔子，他也是敬，把敬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可知论，或者我说的疑神论。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的传统，导致大家都很轻信，轻信的结果就是迷信，迷信再上一个层次就变成了宗教。所以在民间宗教就特别流行。然后那些发了财的成功人士，觉得必须要提高一下档次，然后也都要去信一种宗教，信佛教、信密宗、信基督教，还有像潘石屹他们信巴哈伊教什么的，觉得必须要拿一种教来信一信才觉得自己比较上层次。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四个挑战。
无神论是很空（泛）的、很大的一个概念，所以，无神论者也是各种各样的人也有，也许一些很不道德的无神论也有，更多的人是一种朴素的无神论，对这个东西没有怎么样的思考，有一些有深度思考的人可能采取的是一种洁身自好的态度，觉得你们信不信教跟我什么关系。你去传播一个无神论，没有什么好处的，不像传教，传教可能有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宗教团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的团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敛财的工具，所以有一种经济上的好处。然后还有一种认同感，就是群体认同感。而无神论是没有群体、团体，我们不会说搞一个无神论的教堂，大家每周到那里去，对吧？他们那个教堂的作用，就是起到一个凝聚力的作用，大家每周都聚在一块，就形成一个团体，我们无神论没有这样的团体的认同感。也没有获得这种心理的安慰，不会说因为你信了无神论，死后可以上天堂（笑声），不会给你提供一个心理的安慰。所以，为什么传播无神论的人那么少，不像这些传教的人那么热衷、狂热的一个原因。愿意传播无神论的人往往是出于公益，出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出于社会责任感，而不是由于出于个人的目的，这种人，就叫做“战斗的无神论者”，愿意传播自己的理念。我记得达尔文晚年曾经接待过两个无神论者，达尔文本身也是无神论者，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都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然而他本身是一个无神论。我看过他跟两位无神论者的对话，那两个无神论者就希望达尔文能够出来公开地表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然后，达尔文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无神论的信仰是仅适合于有教养的人的，对于那些没有教养的普通的人，向他们传播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肯定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只不过认为没必要去讲、去传播无神论。在他那个时候，也许是处于这种情况，因为在他们的时代有神论势力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他出于传播进化论，要为进化论生存空间的角度来看，他会是尽量地低调，尽量地不去讲这些无神论的东西。包括在美国也有，科学界也有这种讲“科学和宗教是可以调和的，是可以共存的”的人，他们可能本身也是无神论者，也是出于为科学争取生存空间这么一个现实的考虑。但是在中国，我们目前不需要这样的考虑，而且我们中国现在有教养的人是越来越多，所谓有教养是受过教育的，不是文盲的，不像说一两百年前那个时候了。这些人，通过与他们说理、辩论，是有可能来让他们接受无神论的。在网上，更是如此，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应该利用网上这个阵地，做一名“战斗的无神论者”。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一句话。我今天送给大家的一本书，上面都写了这么一句话，“做战斗的无神论者”。今天就讲到这。
方舟子，科普作家。本名方是民，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中文互联网先驱者，创办并主持中文最早的文学网络期刊《新语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