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多了 看病还是要遵守规则
今天遇到一个外地来会诊的病例，病人眼睛下方鼓起了一个小包块，已有3个月，有蚕豆大小。这样的一个小包块，如果是“穷人”，只要不影响视力，不痛不痒，最多到一般医院的眼科检查一下而已。可这是一个“富人”，他不仅做了核磁共振检查，还做了PET-CT检查。检查报告都认为是恶性肿瘤，这样一来，一家人便在“天要塌下来”的阴影中度日如年。于是就赶紧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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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医观
多次网友们问及我对中医的看法，想了一下，大概如此：
1. 医学的任何一个新发现、新技术，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当今，都迅速普及应用了。那么，最后，医学也就会汇合成一个最佳的世界性的当代医学（现代医学）。现代医学（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智慧的共同结晶，同时，世界各民族人民能共享现代医学的带给人类健康的最大成效。 现代医学无国界，无人界，无族界，无地界。（古典传统医学有地域、民族、文化等隔离和差异，但到了现代医学，应该无国界。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人是一个小村子里的老乡）
比韩春雨造假更可怕的是对假的宽容
撤下论文本来是极为丢脸的丑事，但是这些人就有把坏事变好事、把丧事当喜事办的超能力，仿佛怕人们不知道中国学术界已经烂到了何等程度。
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在去年五月发表了一篇关于基因编辑新技术的论文，轰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但是全世界的实验室除了上海神经所仇子龙实验室没人能够重复出他的结果。在遭到一年多的质疑之后，发表这篇论文的《自然·生物技术》杂志现在宣布撤稿了。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都重点突出是韩春雨主动要求撤稿，有的媒体甚至称赞他主动撤稿很有勇气很严谨很有科学态度，好像韩春雨的形象反而因为撤稿变得更加高大了。
这一年多以来，韩春雨一直在狡辩、撒谎、威胁揭露者，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高大上呢？韩春雨在撤稿声明里并没有承认自己有错误，而是说要继续研究别人不能重复的原因，提供一个优化方案。也就是说，他仍然认为自己的论文是成立的，别人重复不出来是因为实验方法还没有优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更明显地声称他的方法是有效的，还会继续发表论文。他撤稿是迫不得已的：《自然·生物技术》在社论中说得很清楚，撤稿的原因是韩春雨提交的新数据不能反驳别人的质疑，也就是说他的论文是不成立的，只能撤下。根据程序，论文作者可以先自己提出撤稿，否则就要由杂志强行撤稿。所以韩春雨是很不情愿地被迫撤稿，他如果不撤稿也会被杂志撤稿。
做胃镜不取病理等于“白做”了
大量的事实已经明确告诉人们，早期胃癌需要胃镜发现可疑之处，然后取组织活检得以证实。如果不取活检，大量的早期胃癌就被“漏掉”了。
中国从1969年买进第一条纤维胃镜开始，胃镜检查40多年过去了，检查的胃镜例数世界第一，胃镜开展的普及率世界第一（基层医院都已经开展），可是，中国人的早期胃癌的检出率却仍然在10%以下，胃癌的死亡率没见下降。
也就是说，近50年来胃镜白做了！折腾了一气，胃癌还是到了中晚期才发现，这时治疗已经回天无力了。
我与罕见病的这些年
罕见病，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很不常见的病。长期以来，罕见病以及患者在中国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足够关注，罕见病的研究和治疗也落后于发达国家。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基于互联网技术，相关医学专家在医疗路径、医学信息化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建立了一些罕见病的数据库。同时在诊疗上也有一定进展，出现了罕见病专业检测机构，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和社会团体积极推动对罕见病的认识。
顾卫红博士一直致力于从一个临床遗传医生和专业志愿者的角度探讨临床表型与基因数据的连接，促进相关方的合作，提高医疗效率，推进罕见病的精准诊疗。
本文系顾卫红博士在“造就”的主题演讲《医生可以成为生命科学时代的连接者》文字稿。
我第一次接触罕见病，那还是在1997年，我考上王国相教授的研究生，开始学习神经遗传病专业。
还记得当年我和王老师一起下乡去调查家系，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罕见病患者，当时感觉他们就是一些病人，仅此而已。
厮守还是分离，是个问题
为了尽可能多地留下自己的后代，雌、雄走在了一起。但是雌、雄不同的生理特征又决定了它们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比翼鸟是古书记载的一种奇鸟，据说它们不论是飞翔还是栖息，是饮水还是啄食，都不相分离。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虽然古人把它当成事实来叙述，但是世上并无这种鸟。
古人捏造出比翼鸟，把鸟儿选做爱情的象征，并非毫无依据：90％的鸟都实行一夫一妻制，雌雄长期在一起共同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相反地，只有5％的哺乳动物这么做，大多数雄性哺乳动物只管交配不管养孩子，雌性哺乳动物只好当单身母亲。
李长青｜泛滥的抑酸药
国内大多数的抑酸药物都是缺少适应症的过度用药，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而且还有安全性的风险。
在住院病人的用药清单上，几乎都会看到一种药物，药名的前两三个字会有差别，但最后两个字大多是“拉唑”，还有的同时会加一种叫做“甲氰咪胍”或者叫做“西咪替丁”的药物。这些药物在各个内外科、重症监护室、急诊科都是如此，只有在儿科和产科这些对用药比较谨慎的科室可能会少一些。是什么药物，能够得到各个专业医生的如此赏识，被认为适合或者必须给这么多的病人使用呢？
纪小龙：中国人第一例艾滋病尸体解剖是我做的 | 世界艾滋病日
做病理医生二十多年，做过的解剖有几百例，各种各样的病变见得也不少了，其中大部分都已经淡忘，而所经历的中国人第一例爱滋病尸体解剖却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记得是1990年9月2日，晚上我在办公室工作到11点多才回家。刚入睡一会儿，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唤醒，原来是医务部值班室来的“指示”，要我立刻赶到某一家医院去做一例紧急尸体解剖。当时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与死者生前相识？或是我曾经1984年就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过第一篇关于艾滋病的文章？还是因为我在美国留学时接触过爱滋病的病理材料……为什么在那么多病理医生中单单选中了我？虽然想了不少，但作为军人，只有服从。
李长青｜过度的营养针
静脉营养针泛滥的现象是国内医疗不规范的一个缩影，原因可能是道德、文化、经济、医疗保险等多方面的，但要规范起来，得从尊重医学科学、改变错误认识开始。
营养每个人每天都需要，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嘴巴来摄入营养。静脉输液技术的发明，以及各种提纯静脉注射用营养素出现之后，营养不经过嘴巴而直接注入血管成为可能，为很多无法进食、或者进食不能保证营养吸收的病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生命保障。既然是营养，就有营养过度和营养不足的问题。但静脉营养和一般的进食营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由医生来决定和控制的，所以是否合适也就取决于医生的决策了。
医院静脉营养的应用目前基本是按照大家的习惯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应用过度、应用不足、无效应用等。在很多病人身上，这三个问题同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