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伯特·丁沃尔（Robert Dingwall）
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刚出现，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就全部集中在生物医学科学所遭遇的挑战上。但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爆发至少对社会科学构成了同样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继续忽视这一点，则存在着严重的危险，那就是我们最终会在国家和国际政策上犯错误，弊病将大于好处。
大约30年前，流行性传染病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菲利普·斯特朗（Philip Strong）观察到，任何新的疫情都会引发三种“流行病”：恐惧、道德审判和采取行动。斯特朗当时是在写作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文章，但他的模型基础可追溯到对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研究。每当出现新的疫情，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总是担心它们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我们都会死掉。 第二个反应是将疫情视为对人类失败的一种“审判”，而今宗教审判正逐渐被政治错误的评判所取代。第三个应对措施是采取行动，尽管毫无意义，但总要对“威胁”采取某些行动。
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应严格遵循这种模式。在疫情爆发大约八周后的现阶段，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尽管在人们更好地了解病毒的潜伏期和传播方式之前，还需要几周才能获得更清晰的风险情况。不过，已经很明显的是，该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相对轻度的感染，在少数情况下可能比较严重，还可能是致命的，特别是在患者原本有健康问题的情况下。除了全球恐惧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斯特朗提到的第二和第三种流行病。国际保护和动物福利组织正在利用这次疫情爆发，从道德上诟病中国传统饮食习惯，即食用欧洲人不能接受的更多种类的动物。尽管在武汉，野生动物市场被认为是病毒从动物到人类宿主传播的可能渠道，但食用野味已经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由来已久的一部分。
疫情的爆发也成为对中国国家权威进行抨击的基础。政治反对派显然在制作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关于感染和死亡率的在线视频，以推进自己的议程。
接下来就是采取行动（任何行动）以表明措施正在实施中。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边境健康检查最多只能有20％的机会检测到感染者。口罩对普通人际交往中感染的机会影响甚微，病毒太小，能穿过织物或从边缘进入。
正如无数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世界各国政府已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中国“抗击”(半岛电视台用语)“肆虐”（CNBC）该国的“杀手病毒”（《每日邮报》），战斗的语言证明了国家安全措施的合理性。武汉处于“封锁”状态（BBC），因为当局进行“地毯式筛查”（外交政策）以锁定感染病例。
尽管目前尚无定论，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面临的挑战可能并不是用军事化的手段来打一场抗击病毒的战役，而是帮助人们适应“新常态”。也许他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交流：冠状病毒可能只是另一种病毒–其风险与季节性流感相当，最糟可能跟1918年流感大流行相比，这种病毒将在人群中传播多年。最终，将会有疫苗和合理有效的疗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出现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我们应该是能够忍受的。吓到人们的是其“新”而不是感染的严重程度。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正如斯特朗所指出的，新的传染病破坏了我们的秩序感、信任感和稳定性。事实上，它们始终都在那里。病毒不会区分动物和人类，它们通过随机变异跨越物种屏障。如果成功适应新的物种，就意味着获得了更大范围的潜在宿主。一旦扎下根来，进一步的变异则主要是使病毒的寄居稳定化，通常是向减少对宿主损害的方向发展。在形成代际遗传之前就杀死宿主的变异有悖自然选择的法则。人类、动物和病毒共生共存、共同进化的漫长岁月里，这些过程一直都在进行。我们只是比从前更快地注意到了它们。另外由于栖息地受到挤压等缘故，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交互日益频繁，这也为病毒在物种间的传播创造了新的机会。但这种交互与大规模养猪的风险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严格的生物安全既是为了防止猪从人类那里感染病毒，也是要保护人类免受猪病毒的侵袭。
对于机会性和偶发性这类概念，人类处理得非常糟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条不紊并受到严格控制，我们把稳定看成理所当然，默认明和今天差不多。对于某些常见的自然灾害，会有相应的管理计划迅速于混乱之中恢复秩序：飓风、龙卷风、洪水和暴风雪并不能完全可以预测，但其发生频率较高，足以让我们制定出一套大致有预见性的救灾措施。新的传染病从天而降，每种都有其独特之处，不利于事先制定详细预案。公共卫生机构只能从上一次事件中拣一份脚本，然后试着即兴创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坚持不懈地斗争，与上述三种“流行病“斗争，在束缚和控制自然的期望中斗争。
上世纪70年代，文化评论家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将医学狂妄归结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相信大自然可以顺应我们的意愿，因此我们忘记了如何与大自然一起生活，而疾病，残疾和死亡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被动地接受这些挑战，或者我们不应该设法应对这些挑战，但我们必须了解，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HIV、埃博拉病毒、SARS、MERS、寨卡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新出现的感染提醒我们生物医学的局限性。其中一些已经得到了人类的控制，但还有一些将继续与我们共存，就像几千年来那样。
冠状病毒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否更像是SARS，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命性，还是像季节性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和令人不适但很少致命。目前，它似乎更接近于流感病毒（来自不同病毒家族）。如果接下来情况仍然如此，那么我们必须质疑对这种疾病发动全面战争是否真的是最佳选择。军事语言具有鼓舞性，让我们以为可以把进化置于人类控制之下：战争必胜。目前，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或严重疾病的风险似乎与我们每年因流感而受到的风险大致相当。如果你属于易感人群，这不是个好消息，但总强过为了寻求无法实现的胜利而完全扰乱你的常规医疗保健。大多数人极有可能会被冠状病毒轻度感染，这会随着更多人产生抗体而使传播可能性降低，就像艾滋病毒一样，生物医学将最终开发出疫苗和疗法，是不是这样更能减少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破坏？
原文：
We Should Deescalate the War on the Coronavirus
Fear, finger-pointing, and militaristic action against the virus are unproductive. We may be better off adjusting to a new normal of periodic outbrea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