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决(三等奖)

文/夏维东

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我坐在通往王城的长途汽车上。阳光灿烂,天气不冷不热,一方方油菜田漂亮得不像真的,金黄浮在墨绿之上,鸟儿和蝴蝶在金黄与墨绿之间穿梭起舞,这种画面无比动人。可我心情太糟了。我缺钱,我们兴丰中学的二十五位老师都缺钱。我们已经半年没有拿到工资了。校长每个月都派一个人去王城市教育局讨个说法,“讨个说法”是个斯文的说法,说白了就是讨帐,讨我们那份工资。

按抽签的顺序本来还没轮到我,我其实排在第十二位,很可能就不需要我出马了,一年还拿不到工资吗?那是要出人命的。可老徐央告我代他去,他说他年纪大胆子小口才也不好,我年纪轻胆子肯定比他大又是学中文的说话头头是道。于是我只好答应了他。看着老徐千恩万谢的表情,我觉得自己是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等老徐离开,我回过味来,老徐才好口才呀,几句话就把我绕进去了。想到我这是替人出征,我的心情就更糟了。

乘客大都是去王城做生意的小贩,车里充斥着鸡鸭鱼肉的味道,要是在餐桌上就好了,可在狭窄的车厢里这种滋味实在不好闻。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拿出随身听来。机子很老了,还是我上大学时用奖学金买的,里面的盒带是当时很走红的崔建的《解决》。我总共没几盘盒带,听得最多的就是《解决》。我听得多并不是出于喜欢,而是我听不明白他在唱什么。买了一盒中文歌带,居然听不懂,这让我觉得亏得慌,所以需要反复听。盒带里本来有歌词,可被同学借去抄,一直抄到毕业,都没还回来。

我的注意力其实很难集中,我得考虑到了王城教育局该如何行事。根据那五个先行者同事的经验,他们都是去找局长,可他们见到的都是副局长或秘书,得到的说法很一致,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个团结的集体。

根据那五位先行者的经验,“讨说法”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到教育局正好是午餐时间,局长和副局长们或者回家吃饭或者在食堂用膳,饭后局长和副局长们午睡或午休,在长短难以确定的午休时间里,局长和副局长们展开一些陶冶情操并且对大脑大有裨益的文娱活动,比如象棋、军棋、跳棋、五子棋、斗地主等等;二、局长和副局长的秘书们在文娱活动中担任后勤工作,主要是端茶倒水并兼任裁判和啦啦队;三、千万不能干扰局长和副局长们事关身心健康的思路,突破口在于裁判和拉拉队员们,守候地的最佳地点是厕所,其中分寸根据天时地利人和原则尽可能做到有理有节有据;第四点比较简单,任何一个局长或副局长都要称局长,尽可能不带姓氏,以免出错;第五点听着简单,做起来很难:陈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第一位先行者第一关都没过,在食堂里逮住一个副局长就声泪俱下地哭诉起来,搞得领导很被动,说只不过拖欠了一个月的工资,怎么就哭成这样,师道尊严还从何谈起。也是,才延期一个月嘛,眼泪哪能轻易就流了,很明显火候没有掌握好,领导批评得对;第二位先行者吸取了第一位先行者的经验教训,眼送局长和副局长们进了活动中心,这位先行者是教数学的老李,相当聪明,他没有破门而入,而是爬上窗户察看里面的动静,他的想法即使隔了四个月仍有借鉴价值:他想看看谁赢了,谁赢了就找谁。他唯一的疏忽是忘了自己的腿脚不如脑子好用,他先碰翻了窗台上的两盆花,接着因为害怕,额头碰碎了玻璃。领导们考虑到老李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工资,就没有让他赔花盆和玻璃,其中的一个啦啦队员还带他去医务室包扎伤口,把老李感动得不行,头扎白绷带,像是从战场上下来,为了慰问他,我们每个人捐了两只鸡蛋,也就是说,他家一下子就多了四十八只鸡蛋;第三位先行者是教美术的王老师,老李获得的鸡蛋显然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等在活动室门外的二十多分钟时间里,画了四十七只鸡蛋的素描,第四十八只画了一半时,一位拉拉队成员出来方便时,看到他的画,叫了声好之后,突然指着王老师的鼻子质问他为什么画这么多鸡蛋,是不是在骂人一群混蛋?王老师很害怕,结结巴巴地讲述着四十八只鸡蛋的来历,那位啦啦队员没有接待过头破血流的老李,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画了众多鸡蛋的男人在说什么,还没等王老师说完,他就往厕所跑。王老师急了,收拾好画板跟了过去,啦啦队员正站着方便,被王老师吓得失去准星,在裤子上画起地图来。该啦啦队员处境极其艰难,尿还是不尿这个问题憋得他双目发红,好像要哭出来似的。王老师为了显示有教养,眼睛看着天花板说出自己为了三个月工资的来意。啦啦队员带着哭腔请求他先出去,王老师看到啦啦队员死鱼一般的眼睛,便乖乖出去了。啦啦队员出来后,直接打电话叫门卫直接把王老师拖了出去。第四位先行者是教历史的老赵,他充分总结了前几位同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终于在秘书的引见下进入一位副局长的办公室。这位副局长姓苻,最精确的称呼当然是“苻副局长”,最含糊也是最恰当的称呼是“局长”。老赵教历史,对职称类的名词很敏感,认为“副局长”和“局长”是绝对不应该弄混的,即使回来后面临我们众口一词的指责,他仍然坚持自己没错,他认为自己唯一的滑铁卢就是口齿不够清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紧张。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他双手交叉于腹前,喉结蠕动了数次,然后一连发出七八个“FU”的音,好不容易才精确地喊出“苻副局长”。那位传说中的苻副局长被老赵一连串的颤音搞得焦燥不安,茶水都喷到胸前了,他一面狠狠地擦着衣一面轻轻地说他已经听了秘书的汇报,不过他作为一个分管政工的FU局长无法对拖欠四个月的工资给出明确的说法,这需要局长召开党委会讨论就把老赵打发了。秘书在走廊上小声说,你这个人就不会少说两个字?老赵很不服气,让我评评他有没有多话,我扭头不看他,生怕控制不住要掌他嘴,其他同事也纷纷做扭头状,可见大家有多么想打他。第五位先行者是教体育的大林,人高马大,蓄了胡子看上去像李逵,刮了胡子像武松,我们根据他有无胡子叫他“林李逵”或“林武松”。轮到他了,他说他便秘,想让其他人顶一下。平时很好讲话的校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便秘没什么大不了,没饭吃才大不了。大林只好去了,还特地刮了胡子,因此他那天是武松。说来怪了,武松出发时便秘,回来时居然拉稀!他经过办公室门口,没有进来,提着裤子就往厕所跑,我们急忙跟过去。武松蹲在茅坑上,我们捏着鼻子呈扇形排列在他面前。校长看他那幅松相就懒得问“说法”了,而是问他怎么就由便秘变成拉稀了。武松哭丧着脸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进教育局大门,他就感到肠胃痉挛,不停地上厕所,他倒是和两个秘书搭上话,没说两句就提着裤子往外跑,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校长摇摇头,骂了句粗话:真他妈邪了门,教育局还能治便秘!大林回来后老长时间没刮胡子,起初像李逵,后来就不像了,像鲁滨逊。

现在轮到我了。一想到那五个先行者的遭遇和将要面对的诸多问题,我的脑子好像忽然短路了,里面“嗡嗡”直响,音效不输我家那台老式电冰箱。

我从汽车站出来,换上公交车,二十来分钟便到了教育局。车站对面就是教育局,大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大牌子:王城市教育局。门楼既高且宽,门楼顶上插着十几面红旗烈烈飘扬,端的气派非凡,此情此景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我想如果我站在门楼下,该显得多么渺小啊。

我看着门楼出了会神,然后就近找了家大排档落座。我看着油迹斑斑的菜单,很郁闷,最便宜的榨菜肉丝面都要5块钱。你个大排档连墙都没有,凭什么这么贵?腰上系着围兜,左耳夹着烟,右耳夹着圆珠笔的伙计在我面前来回了三次,见我陷入沉思就没有打扰我。我问伙计如果一碗面没有榨菜也没有肉丝要多少钱,胸有成竹的伙计顿时陷入了沉思。我已经做好被冷嘲热讽的准备,不料他并未为难我,他只说要去问问老板。圆头圆脑的老板探头看我一眼就说:是老师吧?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老板说:你等一会,马上就好。

过了一会,伙计端上一大碗面,我却不敢动筷子:碗里不仅又榨菜肉丝还有不少红烧牛肉!我不禁恼火起来,我明明要一碗阳春面,怎么反倒变本加厉,这不欺负人吗?我忍着气也忍着口水问伙计是不是上错了,伙计笑着说,放心吃罢,收你一块钱。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连谢谢都忘了说,埋头就吃起来。我风卷残云,连汤都喝得尽光。我抬头看见伙计目瞪口呆的样子,不禁脸红,不过我吃得一头大汗,料他也瞧不出来。伙计问我吃饱没有,我拍拍肚皮说吃饱了,真好吃!如果我是名人就好了,我一定要给这个大排档题个匾:天下第一楼或者一品香什么的。

对面的楼才配得上“天下第一楼” 呢,我看到有个流浪汉蹲在大门右侧墙根下。那人灰蒙蒙的,看上去就像是地上长出来的。

我问伙计知不知道那个人,伙计叹气说那人是我的同行,罗河乡中学老师,老婆靠娘家关系调回王城,夫妻两地分居,老婆跟别人好了。这个可怜人妻离子散,于是跑到教育局来讨说法,希望局里给予同情,把他调到王城来。后来他听说老婆变成别人的老婆,他就变得疯疯癫癫,隔三差五跑来教育局,有时候大喊大叫,有时候唱歌,有时候则一声不出。他就站在大门口,累了就蹲在墙根。起初教育局人还挺紧张,慢慢谁也不当他回事。教育局大概也确实难办,想来王城的人多了,当然了,谁叫他没关系呢,有关系就另说了,他老婆不是调上来,可惜他老婆家的关系不够大,顾头不顾尾,好好一个人愣是给弄疯了,这么个半截关系还不如没关系呢。

这个伙计谈吐不俗,我觉得他像是读过书的人,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有点不好意思:我曾经也能算是你的同行,民办教师,转正无望,我只好来投靠我叔了,老板就是我叔。你想不到吧?我叔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们现在也挺好,至少赚的钱比以前的工资多多了。他苦涩地笑了笑,接着说:听说明年有教师资格考试,我想去试试看。

我对他说我下次来王城给他带一些教师考试的参考书。我的前同行或许也是将来的同行很是高兴,连声道谢,还给我倒了杯菊花茶来。

我一面喝着茶一面和伙计以及伙计的叔唠着家常,他们对于我讨工资的事也没有主意,老板说教育局到底有钱没钱全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无法查证,再说,教育口子缺钱倒也是实情。

听老板这么说,我虽然有些失望,但是心情却放松了。既然讨不到钱我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跟老板和伙计道别前往对面的教育局。因为时间富裕,最主要是因为心情轻松,我竟然走到那位疯子同行面前,向他问好。

他腾地站了起来,看着我又好像没看我,抑扬顿挫地说到: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声调非常熟悉。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在他破旧的上衣口袋里放了五块钱,我本来想给十块,有些舍不得,就打了五折。他没有说谢谢,我的动作大概干扰了他,他又用同样的声调说了同样的句子: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我的脑子嗡了一声:哎呀,你会唱崔建的《解决》!

他显然没有因为找到知音而欣喜,继续唱着《解决》,可是他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这很没劲,身上还有股难闻的汽油味。我不想再听他唱摇滚了,唉,我眼下就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呀。

传达室的大爷一听我是兴丰中学来的,什么都没问,就让我进去了,看来我那五位先行者还是为我创造了某种程度的便利。

我没费多少时间就在七楼-最高楼层找到了活动中心。出我意料的是,我从电梯一出来,就看见一大帮人站在过道上看风景。这让我措手不及,我本来担心见不到领导,一下子这么多领导站在我面前,我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我躲在墙角,鬼鬼祟祟地观察着他们。看情形,他们不像在看风景,一个个交头接耳,气氛相当紧张。我顺着落地窗望出去,一眼便瞧见了疯子。原来疯子是风景!

我在墙角呆了有一支烟的功夫,还是决定出去见人。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首先看见我,喊了声:局长,刚才和疯子说话的那个人来了。

众人的目光奇刷刷地扫向我,我顿时面红耳赤,步子像醉酒似地凌乱起来。

眼镜身后的那人走向我,突然停了下来,扭头示意一下眼镜。眼镜急忙赶上前,拉我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介绍说是王秘书,然后问我疯子究竟想干什么。我被问蒙了,不知道说啥好。

还没等我开口,王秘书连珠炮地叫起来:这个疯子真的要自焚吗?他真的不怕死吗?你倒是说说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突然想起疯子身上有股汽油味,也慌了:他身上有汽油味,八成他真的要自焚!你们怎么不叫警察?

王秘书瞪了我一眼:叫警察?这是不是你们的目的,要把事情搞大是吗?我告诉你,事情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也瞪了他一眼:疯子的事是疯子的事是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我只想讨我们的工资。

王秘书一愣:你们的工资?你和疯子?

我把头摇得快从脖子上掉下来:我是兴丰中学的,我不认识疯子!

王秘书又是一愣:那你为什么拍他肩膀还和他说话?他对你说什么了?

我说:我看他可怜,给了他几块钱而已,他什么都没说,唱歌呢。我学着疯子的腔调唱道: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王秘书倒吸一口气,背着手低头走了几步说:我知道你们兴丰中学,每个月都有人来讨工资。今天是你的一个机会,你如果能把疯子弄走,局长们说不定能从别的经费里抽出一笔钱给你们发工资。

我马上激动起来:真的?!不到一秒钟我又泄气了:可人家疯子凭什么听我的呀?

王秘书开导我:你不是给了他钱吗?他对你肯定有好感,而且他以前也是老师,你们是同行,说得来。你去试试看吧。我呓语一般地说:好吧好吧。

疯子似乎记得我,咧嘴对我笑了笑,显得很斯文的样子。他从怀里摸出一个扁扁的瓶子来,对我晃了晃。我以为他要请我喝酒,连忙说:您太客气了,兄弟我不胜酒力,您自己喝吧。

疯子又笑了,这次笑得不是斯文而是狰狞。他一边狂笑一边吼道: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一起要被你解决!

我听出来了,这是《解决》里的最后一句!

疯子拧开瓶盖,瓶口不是对着嘴,而是对着头顶倾倒。倒出来的不是酒,而是汽油!我顿时紧张得手脚痉挛。我看见他拿出火柴。一根火柴从盒子里抽出来。火柴擦向盒子。

我一头扑上去,伸手想打掉他的火柴,没成想,胳膊抽筋,一拳挥到他鼻子上。我看见他鼻子流血了。我看见他倒了下去,汽油瓶子从他手里跌落。然后我也倒了下去,我晕血,尤其是人的血。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周围站了很多人。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校长!校长看我醒来,高兴地说:小赵啊,你没事就好。我们接到局里电话,马上就赶来了,还好你没什么事,你知道吗?你昏迷了七个小时!医生说你后脑勺碰地了才晕倒的。

我很清醒,纠正道:我是先晕倒才碰地的。校长慈祥地说:对对,你是对的,医生是错的。小赵啊,你可立大功了,局里给我们发工资啦!

我又有点晕了:真,真的?

校长在我肩头温柔地捏了捏:可不是真的!听王秘书说,局里还要表彰你的见义勇为呢,哎呀,你现在都成名人了,刚才电视台来了,可惜你还没醒。你没听局长是怎么夸你的,说你不仅使国家财产免于火灾,挽救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生命,你是教育战线上三个代表的代表!啧啧,我估计市里还得给你开次表彰大会,奖金大概也是少不了。

我想我应该高兴才是,可我笑不出来。我问那个疯子那里去了,一个王城口音说道:赵老师您放心,疯子已经被送到精神病院了,问题彻底解决了。

我竟然学着那个疯子的唱腔唱道: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我唱得不如疯子熟练,校长听了表情怪异,摸摸我的额头:瞧瞧咱们赵代表,高兴得都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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