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尸体解剖

国内医院,病人抢救无效死亡后,家属都需要签一个接受或拒绝尸体解剖的同意书,然而我从当实习医生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签同意的。渐渐的,这签字成了一个过场,万一有同意解剖的,医生可能反而感到不安,担心要吃官司。就算现在有一个死亡病人家属同意做尸体解剖,也没有多少医生知道该走哪些流程了。

对于现代医学发展来说,尸体解剖的医学意义毋庸置疑。可以这么说,整个现代医学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尸体解剖之上的。

从医学伦理学角度出发,除非对病人有绝对的好处,否则在诊治的时候应该尽量不破坏活人身体和组织的完整性,从静脉穿刺到身体割开都是如此。随着内窥镜和影像技术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探查和诊断性质的手术、介入更是寥若晨星了。只有活检和病理学还可以允许医生通过一小块可以完全再生代偿的组织来窥探疾病的本质。诊断水平的提高让医生对病人的大多数死因可以在病人死亡前做出预判,尸体解剖看起来越来越没有必要了。虽然如今已有高科技的人体显示技术替代医学院传统的尸体标本解剖,但实际上,尸体解剖意义依然重大。

尸体解剖到底有哪些意义呢?

第一,判明死因。在疾病尚未明确诊断之前,有相当多的病人因为病情进展太快而死亡了。在此之前,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往往已经穷尽,医院的各种检查手段也已用尽,即便做了充分的检查,也因为有些疾病的表现和检查结果并不特异而反映不出疾病的本质。比如有的人便血,不一定是缘自消化道疾病,也可能来自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有的人呼吸困难,不一定是呼吸道的疾病,原因也可能来自长期不活动的下肢。这些令人脑洞大开的情况,有些在病人死前能判断出来,并得到检查证实;有些则还没等医生确诊就死亡了;有些即便想到了,但就是检查不出来。在死亡病例讨论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就像案情推测一样,但真相只有一个。所以,解开谜团唯有对事件的第一现场——尸体——进行解剖。

第二,推动医学研究。尸体解剖在众多疾病的研究突破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川崎病(一种鲜为人知的小儿血管炎综合征,1967年日本医师川崎富作首先报道)。虽然这个病的特点是累及心血管系统,但川崎富作报道该病的时候,只发现了它有特别长的发热时间和一系列皮肤黏膜淋巴结的表现,并未意识到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所以对该病的命名也只是“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当时那些病人死亡后做了尸体解剖,发现了心血管的病变;而负责解剖的医生查看病史后才知道曾被川崎富作诊断过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川崎富作及其同事将两者联系起来,对这种病的了解才进一步完善。如果没有尸体解剖,会有更多儿童会在不了解其后遗症的情况下,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冠心病、主动脉夹层。

目前我们对人体以及疾病的认识深度还远远不够。有些疾病可能还没有被发现,仅被当成了一种当前人们认识的疾病;有一些从前被认为是同一种疾病,后来发现分属于不同的疾病;有些以前认为不一样的疾病,后来发现居然是同一种病。任何一次这样的认识更新,都会给一大批病人的诊疗带来洗牌式的革新,人们对该病的认知和诊疗就变得更科学和有效,而尸体解剖是这当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普遍拒绝尸体解剖的现象在短时期内估计难以得到改观,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妨“从我做起”。我已经多次向家人表示:不管是意外还是病逝,都要优先安排器官移植和尸体解剖。你呢?

李长青,内科学(消化系病)博士,猫头鹰作者,现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编辑:孙滔;审校:夏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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