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卡斯蒂廖尼（Arturo Castilioni）写过一本医学史。说到盖伦之后那些庸医的盲从，他有这么几句话：
“当时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人们宁要信仰而不要辩论，更易于接受教条而不接受批判，最易于接受伟大先贤的口谕而不接受其原则。……盖伦的门徒在数世纪中遵循他的著述的字义超过遵循他的精神。”
卡斯蒂廖尼的这个“当时”跳跃太大，前后几页里都找不到对应文字，不知道他说的“当时”到底是什么时候。我起先想继续上下查找，看看能不能弄清楚这个时段，但是一转念，觉得没必要。
因为，这种只遵从字义，不能领会精神的“学风”，其实不是某个时代特有的毛病，也不是某个民族特有的毛病。盖伦之后的罗马医生有这个毛病，一千多年之后，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人仍然有这个毛病。即使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仍然有无数人紧紧抱着先贤的典籍不敢撒手，怎么也学不会用先贤的探索精神研究当下的世界，开拓前方的道路。
这有点让人悲哀，也很让人无奈。因为这其实是人类天性。
先贤之所以成为先贤，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探索能力。有能力，就敢挑战未知，能不拘成见，能创造新的知识体系。
可惜，能有这样脑力的人毕竟是少数，余下的人，只能做他的门徒，做他的信众。这样的庸人，既然脑力不及，不可能推陈出新，就只能亦步亦趋，食古不化。
在古代，这样的庸人还是可以守护着一个学派，靠注释先贤的著作过日子。反正周围的人也都没啥创新能力，拼的就是对古籍的熟悉程度。能把古籍的每一个字正着反着都考证三遍，人家没法不把你当大师。
那是说古代。最近两百年知识爆炸，世间万物的原理纷纷揭晓，古老的错误知识纷纷退位。那么，照道理说，继续抱着古籍过日子的人，应该是没有容身之地了。
也未必。要看是什么课题。
在“硬科学”领域，古籍是没有市场了。“硬科学”的意思是说，这些学科研究的属性，是可以精确测量的。能精确测量就有客观标准。有客观标准，这种学科的理论，其对错就比较容易判断。50度就是比40度热。200伏就是比180伏电压高。不服您去跳大神，别到科学界掺和。
所以，“硬科学”领域，比如物理，化学，天文，地质，这些地方不再有人拿古籍做法宝。
但是有些领域不是这样，比如医学。至少，临床医学不是这样。基础医学，例如分子生物学，这个是有严格的可测性的，这个领域里，没古籍什么事。但是临床医学就没这么泾渭分明。
临床医学研究对象是病人身上的病。疾病的一个主要属性是症状，症状是一种主观感觉，感觉是没法客观测量的，比如头痛、头晕、心悸、胸闷，这些都没法给个度数。您不可能说是40度的头痛，或是200伏的胸闷。
而且，人的感觉很容易受心情影响。一样的头痛，听蹩脚老师讲数学的时候会觉得更痛；听恋人说自己眼睛好看，头痛顿时减轻很多。
因为这种模糊，在临床医学这块，一种说法是对还是错，往往就没有客观标准，全凭病人自己的“感觉”。感觉的这种主观性和模糊性，很容易会被人有意或是无意地利用。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敢自称懂医学，然后坚称“吃我的药包好”，病人就很容易受到心理暗示，一碗类似凉茶的液体喝下去，就真的觉得“好多了”。
然后，过几天，免疫功能发挥作用，症状缓解了，疾病痊愈了，郎中就可以提示病人买锦旗了。
所以，21世纪了，硬科学让人类能爆原子弹，能千里之外视频通话，能到月亮上留下脚印，电脑下围棋能赢职业九段人类选手，可是说到临床医学，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会有一个巨大的亚文化圈。在这个圈子里，古籍没有过时。几千年前产生的古代医学理论，仍然能让圈子里的人们笃信不疑。
现实就是这样。任何说法，其对错的判断，只要有模糊空间，就没法避免忽悠大师的掺和。这些大师的技能跟算命先生类似，成功率也跟算命先生类似。有算命先生的地方，就必然有这种传统医学郎中在徜徉。
也因为这种模糊性，医学就有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地域性。就是说，您会听人说天下有印度医学，马来医学。甚至在同一个国家里，不同的民族也能开列出一个个流派，比如藏医或是苗医。
但是脸皮再厚的人也不会编织出一个“印度物理学”或是“韩国化学”。这些是硬学科。硬科学的属性都能精确测量，于是对错都能准确判断。就是说，净水在一个大气压下100度沸腾，这是普天之下统一的答案。不可能说到了印度，同样是净水，同样是一个大气压，它会变成120度才沸腾。
都是硬指标，就没了忽悠空间。
这其实可以作为鉴别伪科学的一个辅助判断标准：如果某种学科是可以分出地域性的，比如“印度医学”或是“侠客岛天文学”，这样的东西，或许是哲学，或许是文学，或许是某种艺术或是民俗，但不会是科学。
可能有人说他这个侠客岛天文学是“超越科学的学科”。这没啥不一样。自诩超越科学，也就是自承此物非科学。比如宗教大师都说他们的神是超越科学的。
不是科学的东西，或许有诗情画意，但是也只应该是诗情画意，不好用来给人治病。如果有人真敢用非科学的东西来治病，我佩服他靓丽的情怀和惊人的勇气。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这就好象有人要喝母猪尿治病，旁人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法律并不禁止人给自己喂母猪尿，所以旁人无权拦着他，那就只好让他喝去。
最多咱去提醒一下卡斯蒂廖尼，他说的那句话，“当时”两个字应该去掉。对古人智慧的迷信和盲从，并不是盖伦时代才有。现在仍然有。不光是草根有，就算揣着几个博士学位的人照样有。
而且，这种迷信，一时半会不会消失。只要临床医学还依赖主观症状来判断疗效，那些玩古籍的术士们就总还是能找到施展艺业的空间。
（本文刊于《新语丝月刊》2016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