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和“鼠疫逃兵”

在中国三千年的医学史上,论功排座次的话,坐第一把交椅的是伍连德。他有个称号叫“鼠疫斗士”,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人获此殊荣。近来深读医学史,挖掘出一个“鼠疫逃兵”来,此人在中医史上亦有赫赫名气,他是谁呢?

1910年12月,东北瘟疫大流行,伍连德临危受命,任东三省全权总医官,仅带一名学生前往东北,实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培养出活菌,确定瘟疫为鼠疫,元凶是旱獭,进而断定东北鼠疫不是普通的腺鼠疫,首次提出了“肺鼠疫”概念。肺鼠疫传播性更强,死亡率接近100%。历史上几次鼠疫(以腺鼠疫为主)大流行基本都是灭国屠城,死亡以百万千万计。伍连德以现代医学的方法明确了病因和传播途径后,采取消毒、隔离、焚烧尸体、交通管制等系列有效措施,仅仅四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鼠疫,成功阻挡了其进一步吞噬整个中华民族的步伐。以人力成功遏阻鼠疫进程,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也是第一次,功勋盖世,古未曾有,于1911年4月在沈阳召开万国鼠疫大会,此是中国第一次获此殊荣主持国际意义的科学大会,伍连德任大会主席,而发现鼠疫杆菌的北里柴三郎不得不屈任副主席。此后誉满全球的伍连德先后拒绝了清政府、袁世凯等请他主管卫生司的任命,一直留在哈尔滨,坚守防疫第一线,预言并成功防治了第二次(192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与第一次死亡6.3万相比,第二次死亡不到一万。同时两次杜绝了哈尔滨霍乱大流行。伍连德作为一名伟大的医生,几乎以一人之力挽救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封为“鼠疫斗士”,考诸三千年历史,并世无出其右者。

 

在678年前的汴京发生过一样的鼠疫,因为对病因和传播途径的绝对无知,导致惨绝人寰的死亡。

其时,崛起于西北瀚海沙漠群的蒙古,像一头发狂的瘟神附体的怪兽,继第一次西征灭辽、花剌子模后,掉头南征灭掉西夏。在1232年4月14日,速不台统帅的蒙古大军兵临金都城汴京。末代皇帝完颜守绪挺硬气,就是不投降,双方惨烈攻防十六天。速不台突然莫名其妙提议和谈,完颜守绪赶紧奉上人质和贿赂送瘟神。却不料,真正的瘟神随之而到。4月30日蒙军撤退,5月5日汴京解严,一个月后,6月1日开始,城中瘟疫大行。《金史.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丁卯,解严。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90万自然不是总数,加上那些“贫不能葬”的显然在百万之上。据历史学家估计,战前汴京人口在250万左右,因瘟疫死亡者竟过半。我们不禁要疑问:这场瘟疫是什么病?怎么引起的?当时都城内的中医们如何应对?

历史只留下了一位亲身经历的医生记录(因为他逃得快),从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这名医生就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李东垣),脾胃学派的创始人。在《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中,李杲称:“予目击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者,多发热,痰结咳嗽;重以医者不识时变,复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热,遂至嗽血,痰涎逆涌,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这样的症状描述结合惊人的死亡率,只有肺鼠疫的可能。历史学家复考证,当时正当小满节气,可是出现了小概率事件的大寒气候,“五月辛卯(6月1日),大寒如冬,汴京大疫”。这种反常的大寒天气触发肺鼠疫。

 当时中医对鼠和瘟疫的关系自然一无所知,认识还是张仲景的水平,认为是“感风寒外伤”。李杲复另有怪诞想法,认为是“脾胃受劳役之疾……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这就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脾胃派”理论,我们不必嘲笑古人。然而,是谁带来了鼠疫?是蒙古人。广袤的中亚大草原是鼠疫的自然疫源地,鼠疫杆菌随着蒙古铁蹄传遍世界。蒙古军之所以莫名其妙撤军,是由于军中出现了瘟疫。历史记载,原红袄军部将“国安用”,这家伙在南宋、蒙古、金之间反复叛变,此时正在蒙古军中,他后来再投降金后回忆“予向随大兵攻汴,尝于开阳门下与侯挚(金平章政事,萧国公)议内外夹击。此时大兵病死者众,十七头项皆在京城,若从吾计出军,中兴久矣。朝廷乃无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将何及。”可见当时蒙古军中已经发生可怖的瘟疫,将领多数已经逃到京城,根本无力再战。撤退后留下大量携带鼠疫杆菌的尸体,城中军民出来采集给养,遂将病菌带入城内。

都城内的中医不会少,他们如何治疗鼠疫?李杲记录庸医诸多治法:“余在大梁,凡所亲见,有表发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气汤下之者,俄而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汤、丸及菌陈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 其实,李杲拍脑袋以为此次瘟疫系外感伤寒,内伤脾胃,对鼠疫的病因和传播途径连门儿也没有摸到,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有效的疗法,他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死神笼罩下的汴京,恐怖的气氛弥漫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李杲记录“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李杲虽列金元四大家,但既没有伍连德的大勇无畏,更没有伍连德的科学方法,面对如多米诺骨牌般死去的病人,肝胆俱裂,仓皇出逃,避地山东之东平、聊城等处卖医自给。成了“鼠疫逃兵”。

李杲作为脾胃理论创始人,其理论大抵认为,脾胃是后天生化之源,脾胃受伤,则正气不足,疾病由此而生。此等幼稚理论在鼠疫这种第一等烈性传染病面前毫无用处。金元四大家各自臆想胡说,竟效武林草莽作风,分成四大流派,实不足一哂。李杲作为一名医生,不能超越时代局限,不能克服避难本能,逃离瘟疫一线,我们不必谴责,然而,继续无视事实神话他,就是无耻了。

 李杲若真是伟大的医学家,基于悲天悯人救死扶伤的伟大情怀,他自然会留下来,同时鼠疫也正是验证自己“脾胃学说”的最好机会,他应该救治到最后一个患者,即使完全没有效果,也应该认真记录患者的症状和体征,记录疾病流行的特征,以资后人研究。他没有做到,只能说是“鼠疫逃兵”了。

 

棒棒医生,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黄石市中心医院血液风湿科副主任医师

 (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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