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对于新冠重症患者来说，中药注射液进入体内，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
文｜方玄昌
偏远小镇上一位82岁的亲戚，在出现新冠症状后的第七天，因症状加重、心肺功能出现障碍而于1月3日下午住进当地一家小医院。入院检查后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慢性心力衰竭”，就诊时情况描述是“一般”。
随后开始输液治疗。然而输液过程中病人出现了休克症状。家属转述，医生怀疑是盐酸多巴胺注射液和注射用硝酸异山梨酯（各20毫升，与100毫升氯化钠注射液一同静脉滴注）所引起。
盐酸多巴胺被认为应谨慎使用，但这两种药物引起休克的可能性并不大，我要求病人家属发来输液药品清单。打开一看，在主流医学界臭名昭著的中药注射液之一——“丹红”赫然在列，并且与上述两种药物是同时（15:20）滴注的。
尽管并不能由此确定这次休克由丹红引起，但对比一下即可明白谁更可能是元凶：化学药物（俗称西药）引发严重不良反应的概率通常以百万分之多少计，而中药注射液则以百分之多少计；并且，过敏性休克正是中药注射液典型的严重不良反应之一。
这并非我的亲朋好友第一次遭遇这类事件。十余年前的一个秋天，我与几位同行应邀参加北大一个关于科学传播的研讨活动，活动间隙接到三姐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是父亲去当地乡镇卫生院看湿疹，结果输液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过敏反应而出现休克。我问输的是什么药物，回答说是“生脉”。我告诉三姐，这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中药注射液，非常危险，让医生赶紧停止输液并注射激素来抗过敏。后来父亲总算捡回来一条命。
巧合的是，那次我做的报告内容，有一部分正是“如何突破中国百姓朴素的民族情感来普及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知识”。
越是基层，越喜欢用中药注射液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这位亲戚的案例，以及上次我父亲的案例，都不会被基层医院向上报告，两起案例都不会出现在卫计委、药监局每年统计的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案例中。之所以如此判断，这次是因为主治医生一开始就认为休克是由盐酸多巴胺和硝酸异山梨酯引发（他把这两种药物换掉了），上次则是因为主治医生根本没有考虑过药物不良反应的可能性，一直认为应该给我父亲继续用生脉注射液，理由是“注射生脉是我们卫生院的常规操作，从没死过人”。
由于中药注射液超高的不良反应率，国家医药管理部门划定了一个大名单，规定只有在具备抢救条件的医院才可以使用这些中药注射液。然而尴尬的是，真正具备抢救能力的大医院，会有更多医生清楚中药注射液的危险且无效而不敢用；并且有条件去大医院的病人（及家属），也会有更多渠道了解这类信息而拒绝它。这导致大医院使用中药注射液的比例并不高。
相反，在农村小医院，注射用葡萄糖、氯化钠、抗生素加中药注射液反而成了许多疾病的标准配置。虽然有规定中药注射液只能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但实际上并没有可操作性，国家对于所谓的抢救条件，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没有给出具体要求，也没有明确由谁来监管和评价。
在远离大城市的村镇，虽然大多数医院缺少抢救条件，人员也大多没有经过抢救培训，中药注射液依然被允许使用。如此情况下，不良反应一旦发生，不仅现场没有抢救条件，转运也大多来不及，后果往往极为严重。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宣传的误导，基层医院、卫生院的许多医生（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赤脚医生出身）都先入为主地认为中药（包括中药注射剂）比化学药物更安全，由此，即便眼睁睁看着病人在注射后出现了状况（甚至死亡），他们也很少往药物不良反应方向考虑，或者将结果归咎于其实更安全的化学药。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卫生机构每年统计的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很可能只占实际数量的很小一部分。
关于中药注射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之前已经有过太多讨论，本文无意再展开分析，只想给出两个事实：第一，中药注射液出自上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并且直到今天，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整体质量都极低（这与大部分论文出自中医行业内部有关，该行业从业者整体与主流医学科学界脱节）；第二，全世界除中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医药管理部门会允许医疗机构将一种成分复杂、纯度极低的东西直接往静脉里灌注。
当新冠遭遇中药注射液
未经血肠屏障拦截、直接进入血液的这些复杂成分，极易引发过敏，导致全身性、多系统、多器官病变，轻者出现皮疹、瘙痒，严重时则导致休克（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神志丧失）甚至死亡；其它症状还包括心悸、抽搐、口唇紫绀（血氧饱和度下降所致），以及头疼头晕、恶心呕吐、腹泻、高热寒颤、腰背剧痛等；而肝肾功能受损、发生溶血反应等伤害，通常则需要借助于仪器检测来发现。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这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大部分症状在国内新冠感染者的身上也能找到。如果认识不到中药注射液的危害性，或者先入为主地排除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的可能性，那么患者的伤害就很可能被归因于新冠感染。
无论是中药注射液中的复杂成分，还是新冠病毒，进入人体后，人体都将启动免疫系统来对付它们，过敏和炎症由此而来。如果免疫反应过于激烈，则形成免疫风暴，对人体自身造成伤害。
目前医学界尚不清楚新冠病毒感染的免疫风暴具体如何形成，但免疫风暴的起因一般都是异常的抗原暴露，不管是来自病毒的抗原，还是人体之前与免疫系统隔离的自身抗原因为炎症而暴露出来。中药注射液则在这些未知机制之外，大大增加了变数，让免疫风暴出现的风险急剧升高。
对于一个新冠重症患者来说，中药注射液进入体内，无异于雪上加霜；它不仅让原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免疫系统陷入混乱，而且很多重症患者本来就存在器官功能障碍，中药注射液发生不良反应会更难被发现，也就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和处理。
出了事，追责无门
新冠已历三年，卫计委出过不止一套诊疗方案，但迄今未见其推荐使用中药注射液来治疗新冠——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以中药注射液抗击新冠。退一万步说，在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评估和药监部门批准前提下，任何医生和医疗机构本来也不该随便扩大中药注射液的适应症，否则就应该视为违法违规的医疗行为。
然而，抗生素+中药注射液这一乡镇卫生院标配，目前已经广泛出现在抗疫战场。
如前所述，使用中药注射液的大多是基层医疗机构，因为知识和经验的缺乏，患者和医护人员都可能不会考虑到中药注射液的影响，一是会把责任推给其它药物，二是将不良反应当成新冠感染的转归。当前形势下，广大农村及小城镇的老百姓对此不仅无从拒绝，出了事还几乎不可能追责。
中药注射液广泛进入基层医疗机构，最初无疑是利益驱使（之前已有诸多文章分析）；如今国难当头，的确正是药厂和医院发财的大好契机，但中国百姓实在太苦、太难了，难道真需要知见者跪求他们放过新冠病人？
本文成文过程中，浙江老家一位老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当地百姓广泛接受了一条谣言，都在吃鱼腥草预防和治疗新冠。中药注射液及各类有害无益的另类医学的群众根基可见一斑：他们显然完全不了解鱼腥草的肾毒性和致敏作用——鱼腥草注射液，正是过敏性休克案例被报告最多的中药注射液之一。
我们也许只能期望更多的媒体参与呼吁，推动政府尽快出红头文件，禁止对新冠病人使用中药注射液，及时止损。
（本文得到李长青医师的专业把关和帮助，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