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想至《黄帝内经》的玄学化和金元以降的尊经崇古的两次剧变，基本奠定了格局，就是玄学和崇古。更直白的说，是极度害怕变革心态下的维稳，只要稳就好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必须万岁万岁万万岁。然而，外来医学的冲击一浪更比一浪高，至明清达于极点，稳态终于不可能继续，遂引发第三次思想剧变。
清以前，外来医学的影响微乎其微，主要体现在“技”的层面。古印度和阿拉伯医学的药物早在汉代就大量传入中土，外科手术尤为引人注目，华佗是其代表。古印度医学的外科异常发达，据大历史学家陈寅恪考证，华佗及其事迹就是印度佛经故事结合中土实际而糅合的产物。甚至有眼科医生来华执业，唐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诗》说明了这一情况：“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所谓“金篦术”就是“金针拨障术”，影响悠久。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为金篦能刮眼，更将玉尺付君身。”清程杏轩《医述》：“丹溪立相火之论…至慎柔，乃集先贤之法，以虚损、劳瘵分为两门，而金篦家始煌然添一炬矣。”一直到解放后，据说毛泽东主席的白内障还是“金针拨障术”给治好的。
尽管如此，“技”层面的影响不动中医之根本，尽可以拿来；“道”，即理论的影响则不然。
与中医理论根本的阴阳五行学说相似，古希腊有四元素（气火土水）四体液（血、粘液、黄疸、黑胆）说，古印度有“四大”（风火地水）说，均曾传入中国。
南朝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唐王焘《外台秘要》：“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是地大也；血淚膏涕，津润之处，是水大也：生气温暖，是火大也；举动行来，屈伸挽仰，喘息视暝，是风大也。四种假合，以成人身。”这些佛医学的理论和“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有很多矛盾处，但古代中医拿来直接用，并不觉得有何问题。
清初王宏翰《医学原始》中采纳了古西医的“三魂说”（草木之生魂，禽兽之觉魂，人类之灵魂），更试图把四元素四体液说和中医五行五脏学说相结合：气、火、土、水对应肺、心、脾、肝肾。把肝肾并为一个以对应水，正如中医于四季中别出一个长夏以对应土，都是生硬的为了对应而对应，是拍脑袋的产物。王宏翰的“四行四液五脏相属论”矛盾百出，最后仍然不得不回到阴阳五行。
无论“四大”还是“四行”，与“五行”都是兄弟，貌离神合，没人当他一回事，影响非常微弱。三千年历史上，真正试图中西医根本理论“结合”的仅王宏翰一人而已。
直到以维萨里解剖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医学传入中国后，才掀起了惊涛骇浪。科学医学的实质与传统医学的根本是对立的，一个实证，一个玄想。“实证”注定是“玄想”的敌人，前者必欲灭后者而后快。
以维萨里为代表的现代解剖学早在明末就传入中国了。最早有二书，《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只影响少数医家。如清温病四大家之集大成者王士雄，一家四代均受《说概》和《图说》的影响，甚而因此怀疑中医脏腑学说。如王士雄之父王大昌说：“人身经络脏腑，虽灵枢素问言之凿凿，然上古圣人…不过以天纵英明，推测其理而已…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这样对黄帝岐伯扁鹊的暗讽极为罕见，只有王清任的直接痛诋可堪匹敌：“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自恨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
自然，相反的反应更多。嘉庆道光年间的大学者俞正燮读了《说概》和《图说》后大不以为然，认为是中西人体的脏腑长得不一样之故。他认为，中国人肝在左边，洋人肝在右边；中国人两个睾丸，洋人四个睾丸等等。一直到晚晴，叶德辉还认为：“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这些可笑之论并非因为愚昧，相反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完全凭想象就可以产生各种理论，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观察和实验；胎儿是不是头向下，问问接生婆有那么难吗？中医的问题正在这里，所有的理论都不需要观察和实证。
然而到了晚清，西医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但理论完全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实际医疗成就（尤其在传染病领域）也前无古人；中医瞠乎其后。尤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洋务、维新、革命风起云涌，如俞正燮和叶德辉般的愚蠢解释固然无济于事，继续漠视也已不可能。一大批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折衷学派应运而生，如唐容川、罗定昌、朱沛文、陈定泰、唐宗海、张锡纯等等。他们高唱“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等等论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擅长的“中庸”之道。
可惜，已经迟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精通现代医学的大家，他们的存在已不容汇通和折衷的余地。
1910年，东北大鼠疫对中西医是前所未有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实战考试。历史上，传染病是人类也是中医的主要“敌人”。中医对传染病的理论从《伤寒论》到金元四家，尤其再到清代瘟病学，可以说已经达于中医自认为的“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的境界。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医对清瘟病学仍然极其自信。著名国医大师邓铁涛曾经宣称：“中医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事实上，面对非典、甲流、H7N9、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等等新型传染病，今天的中医确实还在沿用瘟病学说来解决。不同的是，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是传染性极烈的肺鼠疫，死亡率接近100%，混是混不过去的。实战考试结果让中医极其难堪：中医在这场“瘟病”面前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不任命年仅31岁的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担当重任。伍连德带着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可怜兮兮的30个西医，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防疫理论，硬是控制住了鼠疫，为中国赢得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科学荣誉。这场战役中医务人员的伤亡数据令人寻味，西医49名（包括医学生）只殉职2名，殉职率4.1%；中医近200名，殉职高达80名左右，殉职率40%以上。中医群体死亡率之所以比西医甚至其他杂役都高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的是伤寒瘟病学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结果，他们正气凛然的不戴口罩，然后就被细菌“干”了。
这场考试显示了极其显著的差异，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但中医仍然若无其事的存在着。于是，余云岫出现了。
余云岫（1879～1954）和伍连德一样，他们本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最耀眼的巨星，却长期以来被刻意的遗忘了。余云岫27岁赴日本留学,学体育和物理3年后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期间1911年辛亥革命，余云岫一腔热血，不惜休学回国参加战场救护工作。回国前做饯别诗曰：“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儿事业本沙场。”这首诗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战斗在反中医的“沙场”上。回国5个月后返回日本继续医学修业，到1916年38岁时归国。1917年即出版批中医的独一无二之经典《灵素商兑》。
与自俞樾《废医论》以来的众多中医批评相比，《灵素商兑》是真正刺入心脏的匕首投枪，因为其作者余云岫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从求学经历可知，余云岫读了3年物理，8年医科，加上又精通传统文化和中医，可谓内外兼修中西合璧的绝顶高手。《黄帝内经》是中医的根本，尤其自金元以来，更被视为千秋万代不可逾越的顶峰。因此，余云岫出手就直掏肺腑，把《黄帝内经》批了个稀巴烂。他的目的非常赤裸裸，就是“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灵素》之惑人，两千余年于兹矣！…乃医学之大魔障也。…吾辈以活人仁人为术，急起直追，斩艾余孽，使群趋实学，勿为空论，以登斯民于寿域，天职也，义务也，仁术也。”“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在这部奇书中，余云岫系统批驳了阴阳五行、脏腑解剖及生理、十二经脉和切脉、病原及病理等等基本理论。这种批评与《医林改错》有本质的不同，其所依靠的是强大的现代医学之必杀技。比如十二经脉，余云岫以现代解剖学的精准知识一一予以揭示批驳，如“‘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上挟鼻孔。’次指之端者，肺经之所终，而以大肠经承接之也。凡动脉无逆流而上者，其误一也。肺部动脉，无自缺盆来者，自缺盆来，惟乳动脉，其误二也。齿中动脉，皆发自颈动脉，与肺者无关，其误三也。人中之动脉，虽亦从颈动脉来，而与齿动脉不同枝，非由齿而还走也，其误四也。”可以想象，习惯于引经据典说文解字的中医面对这样的批评会是怎样的瞠目结舌。
《灵素商兑》出版后，余云岫每天阅读中医典籍，磨刀霍霍，等待着中医界的反击；中医界却仿佛被打蒙了，完全无力还击。这就像令狐冲连出四十余剑，黑白子一招也还不了。一直等到六七年后，恽鉄樵才勉力还上一招。
恽鉄樵(1878年～1935年) 大余云岫一岁，中过秀才，专业是外语和文学，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和《小说月报》主编，纯文科生。因为一连三个儿子死于中医之手，恽鉄樵在38岁时愤而弃文学医。恽鉄樵的学医经历与很多中医大师类似，如金元四大家之刘完素、朱震亨和李杲均是因为母病而学医。恽鉄樵学医的方式与余云岫完全不同，他是从书本而学的医，没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更没有解剖生理的实验经历；有的是绝顶的“聪明”和“悟性”。1922年，恽鉄樵发表《群经见智录》，代表中医界首次回应《灵素商兑》。没有读过医科大学基础课的恽鉄樵非常聪明，他不是正面迎战，而是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转移敌人攻击的目标。
这一招高，真是高，简直是太高了！这一招导致中医思想的第三次剧变，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医应对西医质疑的战略方向。
这一招就是把中医脏腑虚拟化，概念化，符号化，去解剖化，去实体化。即著名的论断“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意思是说，我大中医的五脏根本就不是血肉实体意义上的器官，而只是功能符号，你西医的解剖再精细再准确，也证明不了中医脏腑的错。
余云岫寂寞的等待了太久，“望之如空谷足音，求之而唯恐不得”，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荒谬的狡辩，但他仍然一本正经的回招。针对恽氏《群经见智录》中大谈五行甲子，余云岫以博大精深的现代天文学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批驳，如不惜浓墨重彩论证恽氏论点“三百六十日为一气候年”的荒谬。恽鉄樵看了不得不叹服“尊论推步之学，渊博浩瀚，以弟谫陋，不足为旗鼓相当之辩论。”承认“弟固知中国前此推步之学，已为陈迹，若欲求气运之真相，非攻治近顷天文学不可。”然而，他还是坚持“至于四时的五脏，实有至理。”到底有什么至理，只可意会，只可意会。而余云岫不依不饶招招见血封喉：“今以《内经》之五脏与解剖之五脏相较，谬误昭然，不可为讳。不得已乃造一四时气化的五脏之说，以掩其非。然则《内经》所论之人，将非血肉之人，而为四时气化之人？所论之病，将非血肉之病，而为四时气化之病乎？……阁下苦心为之解脱，以为其五行甲子之说持之有效……夫解剖二字，出于《灵枢》，骨度、脉度非空想所能虚构，肝肺青白非目睹不能实指，古人何尝专凭五行甲子，以虚造四时气化之五脏，而不从事于血肉之研究乎？”面对余云岫的凌厉攻击，恽鉄樵几乎丢盔卸甲，回信中甚至说出近乎投降的话来：“总之中医若废，亦需经过一番讨论也。”医学史里恽鉄樵大获全胜的真相原来是如此这般。
恽鉄樵后又写出《伤寒论研究》，进一步发扬脏腑虚拟精神，把六经六气都虚拟化。而余云岫也不厌烦的一条条批驳，直指其说“得读《内经》若和尚参禅大彻悟，皆夸大欺人语，真堪令人绝倒！”“恽氏自此入魔障矣。”“假古人之名，以逞一己之私说而已，对于古人何尝有忠实尊崇之意哉？”
余云岫可能没有想到，“自此入魔障”的并不是恽氏一人而已，而是整个的中医界。
中医界整体，从恽鉄樵以后，虚上加虚，把几乎一切人体结构都虚拟化了。五脏是虚拟的，六腑何尝不是，不然“胆主决断”何以立足？经络是虚拟的，气血又何尝不是，不然周天如何循环？六淫是虚拟的，痰饮何尝不是，不然怎样“痰蒙心窍”？
为什么现代中医不惜背叛祖宗，也要跟着恽鉄樵，钟爱去解剖化的脏腑乃至一切人体结构？无他，逃避科学检验耳！恽鉄樵以后，中医不单于病因病理是玄学，即人体自身结构也是玄学的。现代科学再发达，也无法检验玄学。
（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