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兴许是小时候《十万个为什么？》看多了的缘故，以后凡事都得问个为什么？学习中医之后，更不例外。刚刚开始时曾奢想毕业之后有朝一日也写本《十万个为什么——中医分册》什么的，待到登堂入室之后才知道这中医的事儿还真不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且越问越糊涂，越问越感到困惑，只好作罢！
记得到中医学院上第一堂中医课时，先生在黑板上大写了一个“信”字，并说学中医首先就得相信中医，不相信是学不好的。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哦！私下里曾问过自己，这“科学”的殿堂里，科学怎么就不是促使人们去思考而是成了要人信仰、盲从了呢？
也就是这位先生后来成了有名的中医妇科专家、“国医大师”什么的。有同学向他请教不孕、不育症的治疗，先生说，那不容易，女的四物汤加减，男的四君子汤加减，不过，我治就行，你们治就不行！当时真使我那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明白，其实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很多且复杂，他跟我说，心因性的尚可，果真是功能性或器质性的什么障碍和异常，或者生殖系统的小小炎症，老先生也难哦！
还有位先生更逗，有同学问手腕关节压碎了截肢后，针灸尚存肢体手阳明经的“曲池”穴，断端原同一条经络上的“合谷”穴位置上是否还有感觉？问的确实是深了一点。都不存在了，还有没有感觉？！我揣测那同学想问的是“经络断了之后能否接起来”？“经络的感觉是否由大脑支配”？或是“经络——大脑——经络是否能形成通路？当通路被切断之后短期内大脑是否还有记忆痕迹存在”？等等经络与神经、大脑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其实断的岂止是一条经络，手三阴三阳可整整有六条啊，还有与之紧密联系的“脏腑”呢！后来才知道那同学所问的，实际上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人的一种“幻肢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控制断端的神经还在活动，所以产生幻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消失。
先生完全可以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笑置之；或者学一下爱因斯坦氏，就明说自己不懂，等我回去看书弄懂了之后再告诉你们；或者更髙明的做法是叫学生回去看看关于针灸学、经络学方面的教科书和著作，或者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为时髦的朝鲜人金凤汉先生的论著，弄清楚明白之后麻烦学生再告诉自己。想不到先生却在课堂上答非所问地说，“我劝同学们还是学一下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读书不要钻牛角尖！那我问问你们，你两只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而不长在后面呢？”弄得全班同学愕然！
先生这个问题早在中学上生物课时，生物学教师就告诉过我们，这是人类的选择性所决定的，真想不到上了大学，先生还会问这个问题。难道“疑思问”错了不是！那老外笛卡尔也说，只有经得起普遍怀疑的知识，才是真实而可靠的知识。心里嘀咕着这还能学下去？！后来，据说老先生很不髙兴，年级主任要班干部代表全班同学去向他赔礼道歉。
我在这里绝无抵毁之意，只是想将那段求学经历如实地留下来。事实上，尽管这两位先生在我们读书时还算不上学校的“十大名老”，但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敬重的。前面那位先生懂得名人、名医的效应，更懂得意识、情绪和精神对人体的反作用。后一位先生在当时学生心目中则是“良相良医”、“国身治同”的榜样，如果不是走得早，如今兴许也会成了“国医大师”。
二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在大家看来，髙等教育所培养的应当是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材，而其最终目的是使人“常惑常问”，不断地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中医藏象学说中说到肝，认为“肝开窍于目”、“肝主筋”、“肝藏魂”、“在志为怒”、“在液为泪”、“其华在爪”等等这些藏象相关、经络联系的表述，虽然在理论上说明了它们的固定联系，但是，这些联系的内容实质，如肝为什么能开窍于目，怎样开窍于目，治肝为什么能治愈眼病；怒又是如何伤了肝，怎样伤肝，……等等问题，能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此类推，则五脏六腑的表述亦然，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再如，五行学说将自然和人体内外无限复杂的联系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实物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关系，从方法论而言，这种比类取象的方法所能得到的推论，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难道说这就是对人体科学性的认识和解释？《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病有“肝木太过”与“肝木不及”的不同，肝木太过，乘脾土之虚，木克土而使脾病，则“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可以理解；若肝木不及，脾土不虚反实，则肝木不但不会传脾土，脾土反而会反侮肝木而使肝木为病。还要不要实脾？实脾则脾土更实而反悔肝木更甚，使肝木更之为病。岂不成了“治一脏损一脏”、“治一经损一经”？以此推演下去，则其他五行所属脏腑、经络都一样。
在这种五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稳态平衡中，只要一行稍为失衡则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可循环而为病！其实，失衡、异常是生命的常态而并非都是病态。那断肢残人，至少也断了手、足三阴三阳分别六条经络，是为异常，可曾影响了与其紧密相联的脏腑功能？不照样没事活得好好的吗！
又如，《黄帝内经·素问·腹中论》所说的“鸡矢醴”〔用鸡屎泡酒做药用〕，真能治鼓胀？一剂知，二剂已？还有所谓“裤裆灰散”、“人中黄”、“人中白”、“粪清”、“金汁”等等什么呢！〔男人或女人内裤裤裆部分剪下烧灰、人的屎尿都可用作做药治病〕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是按照“非人”长桑君的传授用“上池水”服其“禁方”“怀中药”三十天，就能看得见墙垣另一边的人，凭这神力看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为什么扁鹊却“特以诊脉为名耳”？以诊脉为名作幌子骗人！扁鹊真能“望而知之”犹如神仙？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 仓公又真能如同相命先生般知晓他人的死法？据《华佗传》所记，华佗真能开腹剖肠？当时真有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吗？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经络又是怎样发现的？是“内景返观”吗？确有其事？〔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那《抱朴子·至理篇》中所罗列的“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等事，连那作者葛洪都认为“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都是假设，如同神仙，不能当真！
整天不厌其烦地在这些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传说中兜圈子，既无观察依据，更无实验证据，值吗？难道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当信以为真！
三
何者已知？如何得知？知识何用？用之如何？所学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几乎完全关注于“是什么”，而关于“怎么样”的论述则往往是想当然而被理想化了，至于“为什么”则表述得非常简单和十分模糊，甚至根本缺乏表述并与前两者相对脱节。概念模糊不清、命题模棱两可、推理缺少逻辑，使人迷茫而终不得其解，犹如云山雾罩。
其实，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科学学说都是离不开概念的准确、推理的精确和逻辑的严密。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包括质疑、批判、否定、创新、诚实、尊重事实、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甚至渴求。因此，科学应当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类活动。
凡此种种，只要思考，问题所在，层出不穷，举不胜举。“糟粕”故然要去掉，“精华”也未必都是可取的好东西！
稀里糊涂混到快毕业，心想总得学点真本事吧！记得那年从太平到大新，从大新到茏名、荃名，从茏名、荃名到天等，从天等到东平，从东平到容县，再从容县到杨梅、黎村，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分别在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门办学、见习、实习。每到一处都是先到门诊，后到病房。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容县人民医院，先是在门诊部的中医科，后又到了住院部。住院病房里则是以西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现代医学”，后文同〕为主，中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后文同〕为辅，只是配合配合。一天，或两、三天看一次，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凭着那人类最为简单、一般的感觉刺激，去寻觅以往的记忆，取象比类一番，开个方而已，犹若蜻蜓点水。在诊疗的过程中，对同一病人带教的中医老师各人的理、法、方、药完全不同。使人感到中医无论是诊断或是治疗上都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标准，缺乏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有点随心所欲，如同“孩童辨日，如盘如汤”。相反，西医老师所教给的现代医学知识在这里一一得到验证。
不管你学习怎样努力用功，治好了就是辨证辨对了，学好了中医，治不好就是辨证没辨对，没学好中医。有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脆不辨了，胡乱开个“心水”方子也能治好。到底是自已治好的，还是病人自愈的，或是用西药的缘故，没能弄个清楚明白，落得个“行时医师”的美名，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年青时确是心有不服，想找出个究竟。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不为怪了。兴许应了那句“医者，意也！”自己至今尚没搞清楚弄明白的老话吧。
现在看来，与其说中医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个人艺术更为确切。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对病人机体的反应以至对“病证”的认识及其防治实践，医生的主观体验可以占相当大的成份，望闻问切，四象而已。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是大不一致的；就是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即使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处方用药上仍有较大的差别。似乎治疗效果和作用更多的是来源于施治者本身的魅力，而不是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结果。而病人对疗效的认识更是跟着感觉走。医者也是在病人今天好一点，明天差一点，后天稍好一点，大后天又差一点的回答中耐心地等待着，最后却是以病人不再来复诊为治愈标准。
倘若不能治好治愈者，医者多以时辰相背、没有缘分、药选不精、吃不禁忌乃至命中所定等等为托辞。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三十多年的中医职业生涯，使自己后来方才逐渐明白，医者的形象仪表、举止言行，药物的君、臣、佐、使结构及味数、价钱仰贵、稀少难找，乃至处方书写的字迹端庄、布局严谨与否等等对病人来说都是一副“良药”。
四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惑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時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有时祛风寒的汤药尚未煎熬好，舌尖边红、脉浮数等风热症状马上显现，不知当初所感受的到底是风寒抑或风热？原来是审证求因，以症推因，病因是随时随地变化着的哦！
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些迷茫和焦虑了。心有迷茫可问谁？我将这些诉诸中学时代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都说适当的困惑和焦虑兴许就是动力，会促使自己去作更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有位较为达观的老师说，其实，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对人的一生来说，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一种积累和沉淀，倘能留下来也是一种财富，一种奉献。他还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髙致”！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们的师傅的阳波先生，就曾私下与其同学及弟子们说过，王老师思维严谨、逻辑性强，是学不好中医的。我自己也深感不是学中医的料子，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更无“面壁而坐”的定力与修行，只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德性。想当年学有困难时，连梦里都希望有“非人”相助，传授“禁方”，赐饮“怀中药”、“上池水”，以求得道“知物”，是为“圣贤”、“良医”。有道是：“我读越人列传，心随桑子饮上池”！
其实，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就是一个“气”，只要把握“气”的本质、功能、作用及其运动形式和规律，捕捉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就算把握了中医。所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偏颇、升降出入异常的病人，只要进去出来就“平衡”了。损太过补不及，精足、气充、神全，一切疾病都会转好。可这“气”却是地地道道哲学意义上的“气”，怎么也看不见摸不着啊！
五
再后来，基于现实只好寄希望于“中西医结合”了。一位曾在县医院共过事的西医外科医生问说，兄弟，别瞎扯了，马褂套在西装上！“占星术”与“现代天文学”，“点金术”与“现代化学”能结合吗？其实，所谓“结合”，在我自己看来，就是用现代医学的诊断，加上中医的辨证施治，或者西医的治疗。然而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却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想不到后来竞成了不管什么病都是“中药”加“西药”了，既增加了病家负担，又浪费了医疗卫生资源，也看不出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中药”还是“西药”的疗效，成了“半吊子西医”，甚至最后完全西化了，使人更加茫然。
自己的心情正如余云岫老先生〔1879～1954〕当年所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往后也就逐渐明白了先生之所以提出“废医存药”的道理。
记得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1913～1993〕在其1983年出版的《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下称刘易斯·托马斯的书〕一书中曾经对十九世纪前页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的状况写到：“……探讨医学的历史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医学的起源……是和纯粹的猜测和最为粗陋的经验主义相依相傍的。在人类的活动中，真难料想还有比它更不科学的行当。实际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来治病的东西，不在此时就在彼时已经用过了；而且一经试用，便持续使用几十年、几百年才把它放弃。回顾起来，在人类的实验之中，它真是属于最为儿戏、最不负责的实验，完全依靠先试试然后看看错不错的办法，而结果常常是总是出错。放血，导泻，拔火罐，服用各种植物的浸剂、金属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种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根据对病因的一些荒诞绝伦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虚构。这就是略多于一百年前医学的遗产。医学……能延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侥幸获取去如此之多，但却遭到如此之少的谴责，这真是不可思议……蒙田……前几百年就严厉地论说了医生给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数的人却坚信医药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着它……”
作者虽说是在述说自己行业过去的历史和状况，美国或世界的医学史，但他所描绘的史实似乎与我们的国情，与我们所学习和工作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模一样！
六
在困惑、迷茫和焦虑之中，想到中学时代同学们关于“天狗食月”的讨论。这是古人对产生“月蚀”这一天文现象的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但古人始终不明了“月蚀”的真实原因。有同学说“天狗”食也好，“天猫”食也行，“天老鼠”食也罢……总之月亮不见了，被食掉了，你能说它不对？也有同学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还有同学认为如果没有当初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就不会有现在“科学”的认知；更有同学认为这就是古代的所谓“格致知物”。大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总之，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
今天当科学长足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联系已经能比较滿意地说明自然界的时候，特别是坚实地建筑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可以更完善地从总体上说明并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哲学”也就日益沉寂成为过时的东西而逐步消亡了。
从历史和内容上看，中医理论及其养生学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道家“抱朴守一、无为自然”思想，可见易、道、医三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要学医，当然要读医家类的书，然而，《黄帝内经》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所谓医学，它还吸收了我国古圣先贤们当时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物候、生态以及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认知和研究成果，所谓医、卜、星、相，乃至“三教九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等等人世间的事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集大成也。因此要精通中医，只读医家类的书籍是不够的，还应当博览旁通其它各类，不仅要精通《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的内容，还应博览庞大的“子学”书籍，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是，无论如何“经典”，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医学家等等古圣先贤们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是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来解释人体生命现象。这种个人的认识、实践与经验，由于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並不能得出“灼见真知”。其对客观世界、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等等往往可以提出好些不同的解释，而且看似都有道理，能够自园其说，甚至说得神乎其神。到底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人们只能在各自的说法上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七
中医学虽然包涵着一个巨大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承认现象、重视现象，对现象的“观察”虽然比较仔细，但仅仅停留在“象”的表面，而不往“深”里去，它的“假说”则多是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它的“验证”则做得非常之粗陋和浅薄。它的整个体系不少方面还是建立在“类比推理”之上的，致病原因、病理机制、治疗方法与效果，都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直观人体、人天关系以及理想联系所构筑而成，还包括有不少猜测、臆想的东西，甚至有的还与鬼神迷信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晰、理论不精确、名词术语多义性突出、内容交叉、分类模糊、层次界限不明了……所以，它毕竟是当时的认知水平，运用的是所谓整体性、直观性的古代哲学思辨方法而缺少分析性、综合性和解剖性、还原性的科学实验方法，不能不带一定的朴素性和猜测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归纳和总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有些粗浅、笼统和不清晰了。虽然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它毕竟不懂得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代谢过程，更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
总之，设想太过而求证不足，辨证太多而实证不够。更何况自古以来人们进行真理性判断的方法极其落后，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至今还不发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甚少，全民族的科学素养远没达到自觉自醒的水平。总之，对生命的奥秘、人类身体及疾病等等国人生、老、病、死的问题，中医理论是从“哲学”的层面上进行解读，较之先民们从“神学”的角度要进了一大步，但较之后来现代人科学的生物学解释就差了一大截。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对这些问题的所谓神学的、哲学的解释都会逐渐淡出而失去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生物学的解释，而最终会回到人类本身上来。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经过漫长地摸索，人们逐渐发明了“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以及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依靠的两个基础，即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才解决了这些纷争。通过观察，提出假说，然后用科学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也符合了逻辑检验，假说就得到了科学验证，自然哲学就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自然科学。否则就得抛弃，或者重新再来。不断地探讨，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进取。
既然自然哲学最终不能不为自然科学所淘汰和替代，那么，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中医学也必然会被现代科学、现代医学逐渐取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中医理论是一门自然哲学，它包括了很多猜想的东西，不是科学，但它还不会很快就消亡，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尚未能也不可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人类的探索将永无止境，所以它还会伴随现代医学共存下去。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随着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的进程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而最终消亡。但是，只要有人相信，它就会死灰复燃，永远没完没了，因为“贪生怕死”乃人之天性也！
八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圣先贤们先知先觉、内省顿悟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相同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奥秘乃至用以去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所谓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勿庸置疑，其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神仙圣人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为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圣人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其实，画葫芦所画的只是自己心目中的葫芦，描红所描的也是越描越走样越描越糊涂了。充其量只不过是狭隘的“个人实践和经验”！
九
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痎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单边手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四百三十二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汗出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无独有偶，240年之后、76年前的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突然病倒。他烧至41度，三日不吃不饮，头痛腹胀，咳嗽不止。当时的红军医院院长西医师傅连璋先生接到通知后，立即骑骡出发，日夜兼程，从瑞金赶到于都。经他仔细检查后，确诊为“恶性疟疾”。于是，吃奎宁片，注射咖啡因，经过精心护理之后，大病痊愈的毛泽东便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所以有人后来调侃不无道理：挽救中国革命的可是“西医傅连璋”、“奎宁片”、“咖啡因”，而不是中医、中药或其他什么的哦！
十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虽然尚未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的，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医院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陪衬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治未病”，“按摩”“洗脚沐足”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十一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而言並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髙的多发病、常见病。尤其是感染性和创伤性的疾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功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麻疹，天花，脑炎，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或“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
原文作者：京且（资深中医师、广西中医药大学退休教授）。 整理：戴眼镜的刘三姐。
（本文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