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京且说：
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是从两千多年前中国古圣先贤们的先知先觉开始的。“中医理论”的构建也是神仙般的古圣先贤们借助于内向思维，即所谓“内省顿悟”来达到对人体及其疾病的体验与感知。 所以严格地说来，“中医理论”所表达的是一种思想，而不是理论。既不是从一把把解剖刀、从大大小小的科学实验开始，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更不是在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积累发展而来。是用一种先验的、所谓“不证自明”的“感觉”加“类比”的思想认识，对人类和自然万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想当然的大一统的通盘解释。就社会历史感观而言，是神仙圣人们创造了“中医理论”，演绎了“中医历史”，可谓“神仙圣人史观”。 从《素》、《灵》、《八十一难》、《神农本草经》到《伤寒杂病论》，按时下的“自然国学家”所言，都是神仙圣人们通过个人的“内体领悟”和“对外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方法一次认识所完成的，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认识完成论”。就其本质而言，并非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而是神仙圣人奉天承运的神喻圣旨。用类比、隐喻、象征、暗示、模糊、神秘的言辞来讲述人身上的道理，乃至解读整个世界。以事半功倍的侥幸心理来寻覓科学真理，把个人的思想理念当作真言咒语，用精神的妄想完全替代了对自然界的探究。自诩为“天人合一”的“东方整体观”、“东方神秘主义”，并声称由此发现了“人类的必然规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伟大的贡献”云云。可见，那后来的中医大家乃至当今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中医专家、教授们，只不过是秉承和沿袭“神仙圣人史观”和“一次认识完成论”所形成的“中医理论”，将其奉若神明，作为传统，作为经典，作为圭臬，作为不可逾越的教条和权威而顶礼膜拜。在两千多年前玄虚古旧的认知层面上不断地兜圈子，往复循环，重蹈复辙，鹦哥学舌，依样画葫芦，“为往圣继绝学”而已。虽美其名为“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其最终目的是想神化、圣化自己，企图成为神仙圣人的代言与化身，从而谋取一己之功利！
2.京且说：
读中医就是读历史。那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民国史、共和国史，尚未能说得清、道得明，为人不断地捡选、涂抹和添加，早已“史为今用”了。那囊括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二十五史，也没有不为历代帝王的喜恶和操弄而被史官们所遮蔽和篡改过的。更何况那点点中国医学医史！有人有意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有人却根据现实的需要淡化或美化历史。
那医案、医话、医论，不都是个人的英雄史、传记史、创业史，谁不捡好的说，好的写。过五关斩六将是自己的风彩，得大写特写大书特书；失荆州、走麦城都是人家的过错，懒得也没有必要再提起。隐恶扬善，自欺欺人，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而已。即便是自己的经历、经验，也会有不少“盲点”嘀，看到的未必都是真实的，没看到的何尝又不是虚假的，写下记下的不等于临床实践中已经做到做好了的，神仙圣人也难免不失之于偏颇矣！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历史”，也是一幕幕的现代史、现代的思想史、戏剧演出史。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和未来的话语权，这就是历史与权力的关系，“成王败寇”是之谓也。也有人说，历史只不过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写成的。还有人打趣地说，历史只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哦。所以，都鉴史不如没史，尽信书不如无书！后来的人们只能从“中医理论”，从“中医学史”和“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文学著作”的衣襟下去寻觅历史的细节，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破绽，认得其“伪”，识得其“真”。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去思考问题，以真实为历史启蒙揭蔽，用信史为历史驱魑除魅，让历史的本真拨去被权力所掩饰了的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不读历史，不对历史做认真的考究，就不懂得国学大师们缘何要否定和反对中医。就不懂得《黄帝内经》在汉季早已亡失，时下的《素问》和《灵枢》并非《黄帝内经》，只不过是后人的瞎掰而已。也不懂得仓公治病多用汤药，而《素问》辨证讲的只是按照“经典理论”所推洐出来的几条五行生克、制化、胜复、乘侮的规律 ，论治却以“针刺”为主，用药仅有“十三方”。就不懂得两汉时由于“德运”的不同因而五行配五脏有所差异，西汉人的配行方式是为“心属土”，而东汉人才是“心属火”，到底是“心属火”还是“心属土”？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该听谁的？也不懂得张仲景是否真有其人，而华佗却是来自印度、波斯的。更不懂得《针灸甲乙经》及其《序》并非出自皇甫谧之手笔。不读历史不读书，就不懂得写下中医“经典著作”的多是些“耻于行医”不愿为“下九流”的主儿，也不懂得理学大师朱熹曾经说“等而下之，如医技养生家之说，皆不离阴阳二者”而已，更不懂得鲁迅先生早在1926年就说过“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夸。但是，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所以，还原历史，最难的不是历史场景的重现，而是捉刀捉笔史家的心态，心态的揭示，往往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其实，历史上中医诸多的事儿，既无根据，也无事实，更无验证，稀里糊涂，胡说八道，纯属臆测，人云亦云，不足为信！历史也是一门科学，所依靠的是科学理性的方法和态度，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就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学习研究中医历史，并不等于历史上的中医已达到令世人瞩目值得大家敬崇的顶峰，只是对历史的审视和尊重，对既往的东西作出客观理性恰如其分的认定。历史可不是教科书，也不是传说，历史是真实发生、谁也不能改变的过去。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三十多年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桑田，以往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历史报告”，以偏概全的“被历史”，逐渐地为良知所纠正、颠覆、解构和重建，慢慢地形成了“真实历史叙事”，历史即是良知，不因肤浅而被误导，历史可不能永远被遮蔽哦！
3.京且说：
今天的中医史学家们，多是些喝“狼奶”长大的，其突出特征之一就是不顾事实，之二就是违背常识。
倘若不能全面了解历史上社会各界、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時民众的真实生活感受，不能对历史进行真实的、真诚的考量，就会是非不分，就会得出完全偏颇的认识。以致虚构历史、否认事实、违背常识、涂抹记忆。
其实，若大个中国，不了解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穷人，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了解中国的平民百姓，就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不懂得中国的文化，不懂得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就不懂得中国医学的真实历史状况。因此，但凡正直、严谨、有良知的治史学人都应当将历史资料搜集得更加全面些、客观些、翔实些，观察视野的重点应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上来。才能更好地、更体贴地理解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真实生存状况。从一件件小事、从一个个小人物的叙述开始，才能获得可靠可信的史实，即可被证明或证伪的史料。根据可信的史实、史料探明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落窠臼，不人云亦云。不致于将历史上所谓古圣先贤的医家们描绘得如此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犹如“天不生‘仲景’，万古如长夜”，甚至落定个“中医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昌盛”的伪命题，犯下“社会历史报告”中“以论带史”的错谬，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以至于误导民众，误导后人。
研究中医历史，有利于了解和面对中医的既往、现实和未来，有利于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只有知道自身的不足，才能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才会有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认清历史的过往，认清自己，对现实和未来才能有真正的借鉴意义。囿于民族情结，不承认规律，不承认中医落伍的历史事实，自以为是，自我禁锢和封闭，屈服于权威，就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会踏步不前，就会害人害己，就会贻误为害整个民族，就会让中医落伍的历史一再重演！但是，诚如黑格尔先生所言：“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4.京且说：
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性。有因果关系的两个事物一定有相关性，但是有相关性的两个事物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把相关性与因果性搞混可是国人常见的逻辑错误哦！
别以为“西学东渐”之前疾病都是中医看好治好的；也别以为没有中医的维系中华民族就无法繁衍生息。看到一群白羊就以为羊毛都是白色的；只见到一颗树木就说没有森林。自己所认可的观点未必都正确，正确的观点需要论证、拿出证据、反复验证并得到大家的认同坐实。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和缓解的，即疾病本身的自愈性、自限性、自缓性、周期性和渐进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
也许这些才是两千多年来中医之所以能“治好”一些疾病的根本原因；才是“不可替代”、“存在就是合理”等等诸多说辞的最佳注脚。真要是要命的疾病，纵使“望而知之”、“算而知之”，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再怎么神怎么玄如何能如何行，那怕使上浑身解数也是没命的。
那“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法则，兴许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原因，否则就无法说明这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地域的民族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也无法回答得了其他生物物种的繁衍传承和种群扩张，就难以自洽，混淆逻辑。
世界上一切生物生存的终极目的都是DNA的的复制。只要没有类似使“恐龙灭绝”的中生代白垩纪末期的巨大灾变，能使人类顷刻间全部灭迹，人类大抵都会传宗接代繁衍下去。张三有病走了，张三的儿子有了子女，李四有病没了，其子女又有了儿子孙子，王麻子死了，王麻子的孙子又有了孙子孙女，那怕是只剩下一男一女，只要人类的DNA没有灭绝，就有一线生机，子子孙孙，生生息息，源远流长，永不停息。
5.京且说：
博主在先前的博文《国学研究之“憾”》中，曾列举了诸多“国学大师”对中医毫不客气的斥说言语，以飨读者。可见，并非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反对中医，自晚清以降研究国学的大师们绝大多数否定和反对中医，不得不说这是国学研究一百多年来令人“唏嘘”的“憾事”，绝不是毛老人家那价值判断先于真相辨别“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两个凡是”那么简单！
所以开篇便总结提示：“国学大师”为什么否定中医？因为，大师们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哲自然观与社会观”无法替代得了决定人类生、老、病、死的“科学生物观”。治国与治病，完全是两码事。所谓“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阴阳失衡”，“五行乘侮”，“运气演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医相无二”，“国身治同”，“良相良医”；还有那“望而知之”和“违疾忌医”的故事只不过是转弯抹角的一种比喻、一种臆想、一份期盼、一份籍慰、一番规劝、一番警示、一幕幕美好的愿景。其指向不明，难以企及！
殊不知人家两百多年来单单一項科学的“厕所革命”，就为人类的平均寿命增添了20年。可那紫禁城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的皇子皇孙们，在饱读“国学、国医经典”的“御医”调养调教下，自顺治帝定鼎北京到宣统帝灭亡，除同治、光绪、宣统三帝没有子嗣外，其他七位皇帝总计生有子女146人，其中15岁以前即夭折的竟达74人，占到了龙子龙孙半数以上，平均寿命又能有几何！？
真不知如今的“国学菜鸟”、“自然国学家”、“国医大师”和“中医专家、教授”们及其粉丝看了听了之后有何感受？这些人大多好“发古之幽思”，喜欢“厚古而薄今”，相比于过去“才髙八斗，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们，基本上没看过几本象样的古籍善本书，充其量只不过是些滿大街地摊上都有摆卖的“国学”、“国医”普及读本及讲义、教科书罢了，约知一、二，见识庸俗，学问粗浅乃至连古汉语也一窍不通，便以为自己了不得，想发扬光大了！跟当时具有国学“童子功”的科学家们更是相差甚远，完全无法比拟。
在新一轮的国学热、国学研究中到底坚持什么？反思什么？正视什么？质疑什么？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到底孰是精华？孰是糟粕？孰是孰非？扬孰弃孰？是国人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难道不应当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当年研究国学的开山祖师爷们学习学习？不该问一问当年“学贯中西”、“兼通四部”、“通晓文史哲”的“一代通儒”们的看法？听一听大师们的意见！
难道真的就没点底气，没点胸怀，没有一点点自信，依了时下《中国中医药报》、“中医泰斗”及那几个小喽啰的逻辑，以为只有他们自己“真理在握”，人家都是白痴！
6.京且说：
早在公元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著名中医专家、上海国医学院教务长陆渊雷先生就在其《整理中医学说刍议》一文中说道：“《素》、《灵》、《八十一难》等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时医不察，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随后先生还在《内经学说之由来》一文中说道：“《内经》这部书，只好做医学上研究的参考资料，若是学医从《内经》开手，那就是用力多而成功少，还怕一辈子不得清楚，白白地把自己头脑弄得颟颟顸顸了完事。可笑有个医学校，劈头就是《内经》课，要教上一两年。在教者的意思，无非仰仗黄帝、岐伯的威名，敷衍过几年，就算完了教授的责任。讵奈现时代的青年很不驯良，遇到怀疑的地方，便不管黄帝、岐伯，七嘴八舌质问起来，教室闹得烟舞气涨。办学的人没法，死活拉不佞去担任《内经》课，不佞就老实不客气，把那些五运六气驳得过淋漓畅快。”
敢问当今天底下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中医专家、教授们，国家教育部、卫生部的老爷们，既然“不合生理、解剖、病理”，非“为医学之根柢”，只不过是“古人之悬揣”而已，缘何“不察”？“不智”？至今仍然执迷不悟“尊奉之”？非要“仰仗黄帝、岐伯的威名”“敷衍”莘莘学子？把他们的“头脑弄得颟颟顸顸”？硬要给他们灌输那些连灌输者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不虚心向陆渊雷老先生学习学习？“老实不客气，把那些五运六气驳得过淋漓畅快”！
究竟要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是关涉到整个社会如何理解和思考这个世界，如何记忆和传承历史、文化与知识，如何培育年青一代的大问题。是接受科学的训练，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为偏见所束缚，不为权势所屈服，热爱科学，追求真理，坚持科学精神的现代公民，实现人的现代化，还是将他们豢养成只会盲从迷信，思维禁锢，自以为是，故弄玄虚的知识骗子和爱国贼！
7.京且说：
中医业内人士都以为祖国医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挂在口边经常说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中医是经验科学”的老生常谈！认为明明是吃中药在先，康复在后，那么康复过程就是吃药所至，就是中医药的疗效，且“存在就是合理”并“不可替代”，怎么就不科学？不真理了呢？
长期以来，由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是经验科学”的误读，因而产生所谓“实践就是真理”、“经验就是科学”的错误联想和判断。其实，实践并不是真理，经验也不是科学，真理有真理标准，科学有科学范式。
因此，从根本上强调“实践不是真理”、“经验不是科学”，既符合真理和科学本质特征的基本要求，也符合中医的本质属性！对中医粉丝，尤其是中医学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提醒和警示，也是现代人所必备的基本常识，免得不断产生诸多毫无意义和永无休止的辩爭。
中医的实践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自我实践”，既不是“人类实践的总和”，也不是“亿万人相同的实践”，所以，根本就无法迈向真理的门槛。中医的经验也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直接经验”，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相同经验”，更不是经过科学方法所验证过的，因此，难以进入科学的殿堂。
殊不知中医的事儿，弄清“真相”往往比“真理”和“科学”更为重要，因为，弄清“真相”才是我们认真讨论中医是否“真理”、是否“科学”的切入点，也是获得“真理”和“科学”的前题！
8.京且说：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实践是认识的阶梯，科学真理沿着实践的阶梯前进。真理被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和普适的。
第一次对真理进行哲学思考的是亚里士多德，近世几乎所有真理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形而上学》中记述了他的名言：“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说是什么，这是假的；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则说不是什么，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对真理最通俗的描述，也是西方“实事求是”的最早版本。
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是怎样“验验真理”的，“真理标准”又是怎样确定和掌握的，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所谓“检验真理”，就是作为检验者应依据既定的真理标准，通过其主体活动，即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来对既有的一定知识进行检核、验证。经过这样的检验，其知识被确认为符合既定真理标准的就被认为是真理，否则就被认为不是真理。
所谓“真理标准”，是有多方面的指标的，至少应当包括公理指标、逻辑指标、实验指标、数据指标等等。这些用于检验真理的指标，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人私自确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而获得一定同共体普遍认可的。
因为实践的效果是多重的，检验判断的标准是多元的。而且实践检验本身，又要通过认识来进行，还有一个对实践标准的认识与把握是否正确的问题。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如此，对检验的客观性、标准的全面性，还要作出科学的分析。实际上，人类在社会领域的实践本身都必须接受人类历史所形成的普遍的人类价值标准的规范和评判。
毫无疑问，实践检验活动与真理标准确定不是一回事，人类的实践活动可多着呢！如果实践就是真理，则世界遍地是真理，就没人会犯错误，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
其实，真理的实践检验是多次的、反复的、可重复的，真理是经无数次实践总结和提升而來的。某一次或某一阶段的实践不可能成為真理的判官，某个人某一次实践或某一阶段的实践更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实践检验的情况还需要反复评价。真理的实践检验还要与逻辑检验和理论证明同时进行，不仅要经得起实践检验，也要经得起逻辑检验和理论证明，即使实践检验过的东西，也要再问个为什么。因此，有人认为，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因为不质疑就不能见到真理！
真理并不是任何人所能垄断的，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的，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真理就掌控在自己手里。人们，那怕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往往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所以，实践不是真理，中医的实践就更不是真理了，离真理还远着呢！9.京且说：经验就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获取的知识，但知识有着任何自觉活动的属性，而并非科学所特有的属性。任何人只要做一点事,总会有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是经验,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区别，常在于成功者能从经验中获得益处，并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尝试，失败者却往往只能从经验中获得坏处，而不能自拔。
科学则是一种通过逻辑推理从所观察到的客观事实得出可反复验证的结论的思维范式。科学是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思维严谨地研究问题的方法，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理性的、怀疑的、实验的思维习惯，科学能让人学会观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式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堆砌大量的所谓“事实”。
以往之所以产生诸多岐义、纠结和纷争，从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以科学的名义在社会上泛滥到将科学分为“狭义”和“广义”的无限延伸，乃至李约瑟同志由于信仰的皈依拔高了古代中国的成就却始终不敢承认其文化传统中缺乏科学精神的实质等等，都缘自于不能把什么是“科学”严格地加以界定。由于不能准确定义，就会将过去的历史、文化以及个人思想认识等等属于非科学的东西与科学混为一谈，科学的纯真就会受到糟塌，以致造成科学在中国的困惑和悲哀！时下，甚至还有人基于夜郎井蛙般的民族虚骄情绪，祭起“中医既不是经验，也不是科学，中医是真理”的大旗！对待传统文化，国人总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念头在作祟，似乎中华文明都是精髓，缺乏扬弃的理性和勇气！
科学绝不是虚无飘渺的空泛口号，或是随意故弄玄虚的榥子，而是可操作、可达到的崇高境界。科学是人类智慧结晶的分门别类的学问，科学是讲求证据，逻辑严密的人类认知，科学可不是胡诌八扯，科学的探索就是追求真理。
光凭经验，而不按科学的方式方法和基本范式加以探讨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来的。把中医没有说服力稀里糊涂的个案称之为“经验科学”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按中医个性化的治疗原则，其实治好了一个、十个、百个乃至千万个病人都只是个人经验的累积与罗列，而不是提升科学理论的总结，应当从科学的更高的原则来理解中医个案经验是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经验不是科学，中医的经验也不是科学，经验只是科学所要研究的素材，一旦明白了真相则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重述历史所遗留下的真真假假故事。
在科学探索和研究上，靠的不是信仰而是证明，所追求的是正确与诚实。科学从來沒有说过自己无所不知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并不排斥用科学方法去认真解决问题。科学相信只要以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坚持探索下去，世界万物，总是可以逐渐认识的。科学也不会许下美好的诺言但会担当起不断改进的责任。工作科学并不等于其结果也是科学，任何科学命题都是有条件界定的，越过了条件的边界，科学就会变成谬误。
科学还有一个独特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始终能够保持怀疑和批判精神，因而能够不断扬弃过时陈旧的经验、知识乃至科学理论，并进行自我纠正，科学是没有终极的。
科学始终引领着人类摆脱愚昧、迷信和教条的束缚，推动着人类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进步。
10.京且说：
在中国古圣先贤看来，世间的事多是“知易行难”。“知”之所以“易”，是其为神仙圣人奉天承运的先知先觉，所以认识事物之道理易如反掌；“行”何以为“难”，是其为庶民百姓每日所必须践行之事较为艰难。所以，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正是在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实践行为的价值取向始终压过了对知识的获取，也就淡化或阻挠了人们追求知识，探索真理，明辨是非，深化认识的意识和勇气。只要是老祖宗古圣先贤们发个话下来，天下士子、庶民百姓都得唯“神仙圣人”马首是瞻，按其所说的去做去执行。“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敢言”矣！不但不能用实验和逻辑去检验神仙圣人的思想认识是否正确，相反还把敢于提出需要验证的观点视之为异端邪说。
难道在中国古圣先贤们那里就没有点点是非、正误和曲直之辨、没有说不准说错了的时候？一旦“知”真的是“错”了，“行”将何以为“对”？岂不是满盘皆输了！
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历史上，由“思想认识”之“错”导致“实践行动”之“误”的事可谓比比皆是。远的不说，近的就有圣人毛老人家那点大事，“人欲便是天理”，以致后来为天理所不容！还有那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冒号，想当然、拍脑袋、乱指挥、瞎折腾，以致劳民伤财、白缴了学费浪费了纳税人银两的事儿难道还少吗？何况医学这人命攸关的大事，可来不得半点含糊和马虎，输不起嘀哦！
虽说神仙圣人认识事物的道理易如反掌，但这种认识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还有待于科学的验证，不能排斥科学标准和道德规范在衡量其认识的价值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把只凭中医的“经典理论”加上个人“望、闻、问、切”的“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当作认识论的全部，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古旧虚玄的一种“思想认识”。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奥秘乃至用以去诊治人类疾病、拯救生命，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
古之医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且不说《二十四史》、《永乐大典》及《四库全书》中“医家类”的传记和医药典籍，单清人陈梦雷等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就收录了近万卷书,分为六大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可谓“各家学说”而“博大精深”。那“啧啧如神仙”的叶天士也师从十七人之多，可见其“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谦虚好学。但从另一方面难道不正好说明了历史上的所谓“经典著作”及后人的“鹦哥学舌”真正有用能解决问题的甚少甚微，有真才实学的师傅、传人不多，乃至于“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吗？
11.京且说：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生存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等等诸缘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不能治愈”或是“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这种但求捕得鱼兔不问捕捉工具的态度，与当今某些人所强调的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过程和理论是否合理的实用主义态度是一致的。真不知当年的老先生和时下的年轻人是否懂得疾病还有“不治自愈”的道理，了解疾病的自愈性、自限性、自缓性、周期性和渐进性的现代医学解释。章太炎先生的学生著名的医学专家余云岫先生就曾大胆地对中医治病的所谓“疗效”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强调一定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首先要实事求是，揭破人们加给它的假面具，而后才可见旧医的真相。早年上海著名的中医专家叶劲秋先生也认为“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用批判的态度。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
其实，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疗效的判定，必须符合科学的理性，绝不仅仅凭人口说。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是否科学、有效，能治愈某种疾病，或是缓解病情。必须有两条标准： 一是逻辑标准，即其内容本身必须是自恰的、不自相矛盾的、简洁的而不是包罗万象附带诸多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为以后的失败留下退路，有清楚的应用范围而不是万能的，而且是可以被否定、被推翻、被证伪的。二是实证标准，即能够用观察或实验加以检验，即通过随机的、双盲、三盲的、大样品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通过科学方法得到确凿的证据，而且验证的结果可以被别人独立地重复出来。一种真正有效的药物应当是对相当多的人有效，而不是仅对少数人有效，那循证证据才是评估药物疗效的唯一标准。现代医学指标是疗效评价的硬指标，在中医中药的疗效评价上，中医一直缺乏底气。指标降不下来，说明疾病的根本问题没能解决，患者从心理上也不会真正认可！
对中医的疗效缺乏深入细致全面正确的分析，对中医疗效的判定有失偏颇，以致误读误判，满足于个案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两千多年来“中医理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缺陷、纠结与无奈。
12.京且说：
这世上，同一人，同一事，同一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态度，没个统一的尺度和准绳。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致性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的差异性混为一谈。否认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差距。犹如“孔子观小儿辩斗”，如盘如盖，如汤如沧，是大是小，是热是凉，是近是远，抑或都是些所谓“不证自明”的逻辑诡辩。孔夫子之所以为两小儿所哂，皆因大家都不懂“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必须是“狗都明白的事情”而不是随便的“假设”。胆大的“假设”，还得小心的“求证”喔！
把中医这门古老的传统医学当作自然科学来读，以为只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学习和研究事物，所学习和研究的事物、对象就是科学。当从中无法获得科学的证据和结论时，其实，已经明示了什么！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失去良知弄虚作假；有人弃而逃避不敢面对。有人却将自己的“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等等由于受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所谓个体“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等量齐观，混淆了认识论的基础，甚至不惜怀疑科学理性的普世普适价值，为自己和利益集团而另立“科学”范式。
其实，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圣先贤们先知先觉、内省顿悟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用得好的话，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而且能夠专治一切“不治自愈”和“不能治愈”的“‘不’治之症”，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人家所常说的“安慰剂效应”！殊不知，“安慰剂”所改变的并不是疾病的基本生物学功能，而只是病人的感觉和对疾病的反应方式而已。
13.京且说：
中医科学化，是一百多年以来伴随着戊戌变法的维新思潮，从中西汇通开始，到的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新医学和新药学等等新潮思想一路走来的，是国人中的志士仁人们为探索救国拯民之路所作出的一番痛苦的思考以及所描绘的一幅美好的愿景。后来却成了“圣上旨意”、举国体制。甚至有人扬言要成为主流医学，奔向世界。但始终没能冲破“托古改制”与“中体西用”的樊篱，更不能与俞樾先生1879年在其《废医论》和《医药说》中所提出的“废医存药”的创新思维相比拟，也没能得到世界同道们的认可，并能紧紧跟上世界的潮流。
通观中医科学化的整个历史进程，终究还是汇而不通，结而不合，新瓶子里始终装着人家的旧酒而已，其收效可谓微之甚微。有人甚至断言企图对“中医理论”进行科学的改造或重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其中甚少科学的成分。一旦能用科学方法从中提析出些有用的东西来时，却已经不是“中医理论”所能解释得了了的！
中医满足于中国古圣先贤们对人体及其疾病的一知半解解释，以为对客观实际勿庸进行科学实验的观察与研究，古圣先贤们的先知先觉就能洞察一切知晓一切，所谓“心明便是天理”！后来的人们勿需怀疑，只要盲从相信，言听计从，一味地按照“中医经典”上所说的去做，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怕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惜，纯粹是一种世裕的信仰和崇拜。有人甚至认为，在怀疑的年代更需要信仰和崇拜，知识沒有力量，信仰和崇拜才最给力。殊不知，只有中古时代的圣徒们才基于信仰和崇拜，现代科学却是基于大胆的怀疑。迷信终究不是科学，没有怀疑就不能现真知，不怀疑就不能见真理！
其实，没有科学的“教育”，就只能是培养“信仰”和“崇拜”，“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死记硬背经典条文，绝不是现代“教育”。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之为受过“训练”，而并非是受过现代“教育”。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探讨和解决自然界乃至人类本身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类才能不断地进步，社会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科学是来不得半点含糊不清和弄虚作假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既要经得起人们的反复推敲与怀疑，更要经得起科学验证的实验检验和逻辑检验。一个健康的社会固然需要相互的信任，但更重要的是彼此间的诚信，而绝不是没有独立思考、不经过科学审视、不合乎逻辑的盲目信仰和崇拜。
14.京且说：
中医现代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经鼓噪一时的所谓“医学科学革命”。有人说对中医理论、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所引发的“中医现代化”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体科学”，发生“医学科学革命”，乃至会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还有人将“中医理论”硬性比附等同于现代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等“老三论”、“新三论”的现代科学方法论。还有模糊数学、超炫理论等等什么的。只要现代科学技术有些什么新的发明、新的创造，都会有人紧紧地跟进。没啥希奇稀罕的，吾祖古圣先贤早已知之早已明之早已有之矣！可后来还是掩旗息鼓不了了之，不但没能获得科学界同仁们的认可，反而还遭到中医业内人士“企图消灭中医”的贬斥与诟骂，是两面卖乖而不讨好。
时下，《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等等中医经典理论已经失去了对临床医学的指导价值和意义。虽然《黄帝内经》构建了2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医学理论体系，但今天的所谓中医体系却只是对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体系化科学的模仿。其实，现在的所谓中医理论体系，包括最早的老五院中医一版统编教材，实际上就是当年由“西学中班”的同志们所完成的。上世纪1958年“大跃进”那个“敢想敢说敢做”的年代，南京中医学院就曾模仿西医教材编了本《中医概论》。其中，掺杂了不少现代医学的内容。中医那“神悟”与“算法”神乎神玄乎玄的“认知学”，那“天人合一”、“五运六气”、“国身治同”、“良相良医”大一统的所谓“中医整体观”，早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不过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可见，古、今中医早已不是一回事！绝不是喊句口号“振兴中医”的“中医”就是中医，也不是念道着“中医现代化”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化。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真的一旦“化”了起来，还是不是中医？还有没有中医？
如果说中医理论在当下还能有些什么现代发展的话，充其量只不过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以时髦华丽的词藻慢慢地参杂到“中医理论体系”之中去，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不断地玩弄着那偷换概念、混淆是非、故弄玄虚的把戏！
倘使始终解决不了“古今之爭”和“中西之辨”的问题，走不出“中体西用”与“西学中源”的怪圈，不能从“中学”解脱出来，消除流俗的误区，国人就会在现代化道路上永远裹足不前！
15.京且说：
如今，新一轮的“国学热”又在掀起，把从传统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圣人之道与“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的伦常名教统统都搬了出来，所谓“东方科学”、“东方神秘主义”、“藏传认知学”、“自然国学”、“气理学”、“中国传统科学”等等五花八门。鼓吹什么“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流坐庄。奢谈什么西方有西方的科学，中国有中国人自己的科学，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科学“范式”。什么“全球化”，“普世性”，“普适性”，都是洋人的诡言浮说！……等等，人们只要正视历史事实，就知道这些根本都是站不住脚的。反正国人贯于语言含混模糊不清，都会在字面上做文章，什么都可作出园滑满意的解释。这些令人十分可笑又难以置信的所谓标新立异独辟蹊径的奇谈怪论，名之曰继承发扬传统，实则只能是掩耳盗鈴的自欺欺人。其实，古圣先贤们所大力宣传与推崇的，恰恰就是当时社会所缺少、连他们自己也没能说到做到的，能要求后来的人们一定能做到吗？在他们的所谓“经典著作”中所写下的只不过是一幕幕和一番番美好的愿景与希冀。殊不知在中国所有美好的东西多是些传说而已，而文化的传承是不需要实证的。即便是那些后来的“各家学说”也只不过是大处恪守古训的唱和，小处率行己意的演绎，非行家理手，谷稗难分，以为都是“博大精深”了！真不知国人往后还会玩出些什么新奇花招来，无论中国古代如何美好，也无论中医大师们如何能如何行，历史是再也无法逆转重新返回过去了的！如果说，在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十分匮乏，科学教育落后，遭遇重重封锁的建国之初，万般无奈之下，将中医药事业作为权宜之计的最佳选择，以替代现代医学，未尝不可情有可原！但是，时至今日国家无比强盛，经济日益繁荣，科教兴旺昌明，民生亟待提升的当下，仍然抱残守缺，自甘落伍，囿于民族情结，仍然视之为主流，未免失之于偏颇，既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不可能是“科学发展观”！面对未来，面对现代化，面对世界一流，面对“中国崛起”，国人能不能少一点自以为是，少一些折腾，多一点谦虚谨慎、多一点点见贤思齐的睿智。听一听，看一看人家是怎么说，怎么做的。认真寻找出与人家的差距来，脚踏实地的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学习。就像时下恶补“市场经济”功课一样，老老实实地去补上“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一课，紧紧跟上世界的潮流。使国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获得自身的灵魂和应有的智慧。否则中国人不但不能“雄起崛立”，反而又要“挨打落后”，“任人宰割”了的，所有的话语权、定价权……始终就会掌控在人家手里！
16.京且说：
余事中医四十又八年矣，始终未能完成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升华，修成正果。但深谙业中之诀窍与精义，所谓“中医三昧”是也：一昧为“神悟”，即直觉顿悟。谙熟《黄帝内经》及此前的巫彭、巫咸，此后的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等人之道，望而知之，甚至是“不望而知”的“生而知之”。如今已鲜有娴于此道者，“也许一个也没有”！自诩为“中医始祖”、“唯心真理”。所谓“内景返观”、“返观内视”，时下的“特异功能”、“内证实验”是也。是为中国医学史上赖以“冥思与妄想”的“神学医”。二昧为“算法”，即阴阳术数。尤其谙熟《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所补注的“运气七篇”。勿庸四诊，只用心算，或掐掐指头，或操持罗盘，或仰观天象，或俯察地理，或求神问卦，算而知之、占而知之、卜而知之，甚至未算、未占、未卜也能知。如今擅于此道者亦不多，略知一、二而已，能将诸种“算法”通盘运用自如的可谓少之又少！自诩为“易学术数”，“天下可运乎于掌”矣！所谓“命中有时终需有，命中无时莫妄求”的“天命论”，当下的“命理医学”、“预测医学”、“时相医学”、“宇宙生物学”是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重视“推理与清谈”的“玄学医”。三昧为“经史”，即所谓辨证论治。把中医理论视为经典、圭臬，不可逾越。经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於是一番神、圣、工、巧之后，据“经”、据“史”搜索一番，“感觉”加“类比”的望闻问切、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处方用药、稍事加减、鹦哥学舌、依样画葫芦。其实，脑子里早已盘算着人家现代医学是如何说怎么做的，只是口中不说是了，是变了味的“传统”。当下，那些所谓“学院派”中只教中医基础理论的中医理论教师；中医“科学”研究院里只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中医“科学”理论家们；那些“老的嫩的”只读“中医理论”书，不上病房认真实践，不接触临床实际，玩玩嘴皮子，靠着三只指头一个枕头，坐坐门诊，却喊得天花乱坠的“甩手郎中”、“铁杆中医”大抵都属於此昧。自诩为“唯物辩证”的“科学医”，所谓“经典理论历史经验医学”是也。
17.京且说：
此三昧之中，“经史”一昧可谓“等而下之”，“下工”之“下工”矣！自己尚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自己到底姓甚名谁？从那里来？究竟能往何处去？就遑论发扬光大了。其为当今那些掌控着话语权、肆意宣传误导民众、半吊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中医专家、教授们所推崇，视为“地道”、“正统”，在所谓“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学点“现代医学知识”，乃“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但始终还是秉承着“神仙圣人史观”和“一次认识完成论”所以形成的“中医理论”体系，承传着“神学医”和“玄学医”的衣钵，无法摆脱得了与之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以个人妄想代替科学规律。
其不为“悟性”与“算法”二昧所认可，却对二昧不是反斥诸为“唯心”、“迷信”；就是坚信不疑唯恐效尤不及；或是将信将疑而心存芥蒂。既疑心“妄想”之“神悟”，也不懂“推理”之“算法”。自己既无从学到做到“神悟”与“算法”，又不相信时下决定人类生、老、病、死的“科学生物观”，更没能力践行科学的客观、逻辑、实证、证伪、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方法以及不懂得标准化和精确化的科学解释！自诩为“唯物辩证”的“科学医”，所谓“经典理论历史经验医学”。其实，所谓“经史”与“神悟”及“算法”早已不是一码子事了，只不过是变种而已！变了种的就是怪胎、就是异化，就好比 “画虎不成反类狗”。其间至少存在着三大差异：一是“神悟”与“算法”皆为“唯心先验”的“传统医”，“经史”却洽洽相反，是“唯物辩证”的“科学医”。二是“神悟”与“算法”时下所能寻覓到的“也许一个也没有”，“经史”则完全相反，可以开班大量培养可谓人才辈出。三是“经史”断言，中医要走出国门成为世界主流医学，“神悟”与“算法”却因“三因制宜”、“水土不服”而终究没法入得了世。仅此三端，截然不同，判若天渊！请当今一切愿意做或者自称为中医人的人们注意，这才是真、假中医的分界线！也正是在这里，真、假中医早已分道扬镳了！18.京且说：中医的窘境不在于旁人说三道四、恶意攻击，也不是政府不支持、不重视，国家政策不保护、不发展。其泛政治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是其他任何学科所无法比拟的。究其窘因，在于中医业内人士的信心缺失，以至于“中医后继乏人、乏术”。 中医业内的“以西释中”；主管部门的“以西律中”；人才培养的格式化；行业标准的西医化；组织结构的边缘化；学术观点的政治化。打着中医的招牌，干着西医的活儿，张之洞老先生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政策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只是稍加了一、两个字，四言改为五言，不是“中学为主体，西学为应用”，而是“中学为体面，西学为实用”了。从而导致了中医业界内部严重的“去中医化”和“信心动摇”。也反映了中医业界的自卑与无奈，中医在风雨飘摇无限忧患之中矣！
中医之乱象丛生更在于管理者的无知以及业内人士对自己的专业和其未来发展方向毫无定见。时而是传统文化，要发扬光大，时而又是中医科学化，要用科学方式方法加以研究；时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使之原汁原味，时而又是中医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时而要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时而又要走现代化之路；时而“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时而“辨证论治”又是必须的！何去何从？心中了了，脚下难明！那所谓“经络实质的研究”、“脏腑功能的研究”、“中医基本理论的探讨”等等项目犹如“指鹿为马”、“皇帝新衣”、“自欺欺人”。那“望而知之”与“违疾忌医”的新旧故事，只不过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之谓也，忽悠天下而已！
世人无不拭目以待《中国中医药报》、“中医泰斗”及那几位小喽啰们“刻不容缓”的“中医教育内涵的改革”的实施，以解除中医这“主流医学”对中医众多学子们所造成的“不是个别现象”的“困惑”和“迷茫”，乃至不少中医领军人物都感到“有劲没处使”的“忧患”。其实，“中医教育”再怎么进行“内涵的改革”，如何彻底地进行革命，依然还是“万变不离其‘经’”的“定于一尊”！这才是“中医教育存在不足”的根本原因。何况中医界某些人士自以为是权威，掌握了真理，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说教，从来容不得人家半点质疑与批评，其实你不了解对方又如何知道你就了解了你自己？不敢面对质疑，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必然无法意识到自己所存在的问题，也就失去了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时机和渠道，就会陷入新的蒙昧与无知。事实上，以往不少豁达睿智的老先生和时下众多坚持在病房临床一线辛勤工作的年轻一代中医师，基于临床的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对“人体及其疾病”的认识和对“中医理论”的体验，早已不是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所谓“传统”的“经典”，也不是这“昧”那“昧”的什么“技艺”，更不是什么“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咬文嚼字，而是不意不蒙，不推不算，不倚仗“阴阳八卦”、“五运六气”那一套，完全来自于对临床医疗实践更加“现实的”贴近，自觉地以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来解读和审视自己。世易时移，今非昔比，在“全球化”与“地球村”的当下，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大的方向和潮流是趋于一致的。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古代走到现在，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由此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普适的。一些与社会发展有关的传统陋习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改造，并逐步地被淘汰和抛弃。传统的纠结，实质上是文化上和制度上的差异，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差异，是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在新的历史进程之中，是“继承”还是“叛逆”？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遮遮掩掩的私下纠正？还是“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大大方方的与时俱进？都是年轻一代中医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并要作出痛苦而又无奈的抉择！
原文作者：京且（资深中医师、广西中医药大学退休教授）。 整理：戴眼镜的刘三姐。
（本文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