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新闻工作者方玄昌在去年无神论沙龙的即兴演讲，讨论科普与新闻学的关系，以及从新闻学角度解释当前科学传播遭遇阻力的深层次原因。“健康中国人网”该如何从传播学方面寻找突破？又回到太蔟的建议：“利用文学艺术手段扩大科普受众，将科普做成有规模、专业化的公益事业。
科学传播界有一个大家都不愿接受、但却客观存在的规律性事实：纯粹的科普文章没有太大的市场。这一规律不仅在中国成立，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一样成立。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普读物数量少得可怜，国内科学爱好者熟悉的无非是《科学美国人》、《发现》、《新科学家》等少数几种。
因此，许多年来科学传播界都使用一种手段，尽可能利用新闻事件来传播科学知识。比如，遇到印尼大地震及大海啸这一新闻事件，就可以让更多人接受有关地震与海啸的知识；日本大地震及海啸引发核事件之后，人们就很愿意接受有关核物理方面的知识普及。一句话概括：要科学新闻，不要纯粹科普。一些成功的科普读物，其文章也一直努力掺入新闻元素。
20世纪初，由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相继问世，经典物理学殿堂需要重新构建，这本身成了足够重大的新闻事件，“科普”在那一段时间也有了最好的新闻依托。
新闻事件越重大，它影响人们的时间越长。一个五级规模、导致一两个人受伤的中小地震，人们可能只对它关注几小时或几天；而造成数十万人伤亡的大地震，对人们的影响则会持续数年之久。正因此，日本9.0级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却还在有力地影响着公众对于核电的取舍。这一传播界的规律还可以用来解释更重要、更复杂的现象。
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这一系列事件推进了终结帝制的步伐。从历史角度看，自国门被枪炮轰开直到帝制结束，几乎属于连续事件，在更大时间尺度上，可以把这一连续事件看成是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超级新闻事件——这也是对“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句话的逆向解读。
这次超级新闻事件之后，社会精英人士把中国人败给列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社会制度腐朽；科学技术落后。于是，社会精英群体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喊声响彻云霄——尽管那时军阀混战，老百姓面前还有太多需要在短期内解决的现实问题。那也许是中国人有史以来最推崇科学的一段时期，当然也是“科普”的黄金时代。
原本，这个黄金时代应该持续更长时间——至少半个世纪以上。但事实上，这一超级新闻事件的影响并未持续那么久，“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仅仅只喊了十多年，就被“战”与“和”等其他口号所替代，原因是一系列新的新闻事件——意识形态的冲突、连续内战及抗战等——抹平了前次大新闻事件的影响。这正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SARS危机迅速冲淡了前者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
把“五四”之后一系列战争作为新闻事件，其对后面的影响便是“人心思定”，但中国民众并未能如愿，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超出人心预估的社会运动，取代了原本应有的生产力连续恢复期。
对于中国人来说，当时发生的事件堪称史无前例，其“新闻效应”一直持续到今天。很容易理解，人们将这两场运动所造成的灾难归因于民主的缺失。于是当运动结束、人们从噩梦中醒来之后，“民主”不出意外地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
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延伸。在许多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及旁观者均易受事件中的某种元素影响，从而在短时间内对一些相关问题做出不那么理智的判断——再拿日本核事件打比方，在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些国家政要立马做出“弃核”承诺，这就不见得是理性决断。对大的历史事件做新闻解读，它们也仅仅是规模更大、影响时间更持久的新闻，在其影响时间内，当事人和旁观者同样可能对相关问题做出错误判断。
中国的那两场运动或许也产生了这个效应。由于人们认为这两场运动与科学没有关联，结果，与“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并重（且后者被更多人付诸行动）不同，这一次“科学”在民众中的呼声并不高——尽管当前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依然贫瘠。不仅如此，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有意无意地把科学与民主两种精神对立起来，似乎当前第一要务是实现“民主”，“科学”则可以先放一边。
可以说，当前的中国，求真（科学）精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忽视——许多知名社科学者均以反科学为时尚，足以说明这一点。这就不难理解，在最近发生的韩寒事件中，面对“韩寒的文章是否存在代笔”的质疑，有人会给出“只要发出这种声音，究竟是谁写的并不重要”之类的观点。造成这种现状，恐怕跟人们在两次运动之后，对于“民主”的过度渴求不无关系。
无论人们对于科学与民主两种概念的理解产生了多大的偏差，以及将科学与民主割裂的做法是多么离谱，当前的科普作家们都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许是几十年，或许将达上百年，“德先生”在民意中将依然处于牛市地位，纯粹的科普则很可能会继续受到冷落——除非再次发生与科学相关的更大新闻事件。
而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未来要摆脱或者克服中国几十年前发生的那两次“大新闻事件”留下的阴影，就不仅仅是科普作家们的事，它还考验我们的社会精英，能否引领公众离开危险难行的一元民主单轨之道，重新回到理性与民主并重的双轨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