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国人的朴素认识中，都认为中华民族繁衍至今是因为有中医的庇护。然而，这却是错误的认识，人类的繁衍不是任何医学的成就，而是生物的本能和进化的结果，中华民族也不例外。繁衍是地球上所有物种的自然使命，任何生命个体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物种延续的根本方式只能是繁衍。
鼠是哺乳动物中繁殖速度最快的物种，有些种类的鼠一年可生育7、8次，每次可生育10几只。而幼鼠达到性成熟并开始生育只需一个月左右，一对鼠一年后就可繁殖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当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能够成活，气候的变化、天敌的捕食、食物的匮乏以及疾病都会大大减少个体数量。鼠正是面对这样的严酷环境，进化出了快速的繁殖能力。
鱼类往往可以一次产出成百上千枚卵，是以数量取胜的典范。其它如蟑螂、水虱、各种微生物等，都有着强大的繁殖能力。可以说，地球上现存的物种都进化出了适应所处环境的繁殖能力，所以这些物种才历经了千百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漫长历程得以延续至今。
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物种灭绝了。除了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的以外，气候变化、地质灾变、人类活动等是主要影响因素。比如统治地球超过一亿年的恐龙于6500年前灭绝了，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化石来领略昔日地球霸主的雄姿。疾病从来都不是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即便是烈性传染病也很难使一个物种彻底消失。生物的繁衍是自然法则赋予的本能，物种的延续不依赖任何医学，除了人类，其它物种也不掌握医学知识和技术。没有医学，地球上依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人类无疑是进化最成功的物种，虽然人类的生殖能力不算强大，但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其它物种所无法比拟的。既然有那么多物种不会因疾病灭绝，作为地球统治者的人类自然也不会被疾病消灭。
人类的祖先类人猿生活在数百万年前，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是没有医学的。大约距今二十万年前，人类从非洲开始向全球扩散。数万年前，人类到达中国这片土地，并开始了世世代代的繁衍。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各民族都还没有产生医学。即便是最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医学也不过只有数千年历史。中华民族直至距今2000年左右才出现了医学的萌芽，可见，中华民族和其它民族一样，都不是依赖医学才得以繁衍的。假设没有中医，中华民族也不会灭绝。
也有人认为，中华民族人口众多、数量庞大是中医的功劳。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种群的数量是否庞大，要参照其所占有环境空间的大小。中华民族虽然人口众多，但因为幅员辽阔，人口密度并不是很高。以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而论，中国为139，英国为256，印度为362，巴林为1827。这不能说明巴林的传统医学就是最领先的。人口密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技术、传统文化等等。物种本身的因素主要是生殖能力和平均寿命，众所周知，不论是各民族的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类的生殖能力，医学能改变的只有平均寿命。
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决定的，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困扰人类的食物短缺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人类平均寿命从不足20岁达到了35岁左右。虽然不同地区实现这一目标有先有后，但其过程是基本一致的。中国人平均寿命的提高也得益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如土豆、薯类、玉米的引进使农作物的产量大幅提高，因饥饿所导致的死亡大为减少。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人口数量得以显著增加。
初步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后，疾病就成为决定人类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问题退居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构成中占有大部分比例，战胜疾病成为人类面临的更加棘手的问题。经过数千年的努力，西方传统医学逐渐发展成现代医学，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并显著延长了平均寿命，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以后，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0 岁左右。
然而在对抗疾病的努力中，中医没有做出贡献。据历史资料记载及学者考证，中国人历代平均寿命为，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约为20岁、两汉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35岁。中国人平均寿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过高和死亡年龄过低，在自然衰老导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疾病过早死亡。
据金陵大学1929～1931年的调查资料，部分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平均寿命为34～35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0～25‰，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统计学资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战争或饥荒爆发的年份，战死或饿死也不是人口死因构成的主要因素。
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死因主要是传染病，其次为慢性病。传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与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关系。现有的统计资料均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死亡率与战争和饥荒没有直接对应关系。此外，皇室成员与达官显贵并不存在战争与灾祸的风险，他们的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与平民并无明显区别。例如清朝历代皇帝共生育了近200名子女，平均寿命仅为30岁左右。皇室成员享受着最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不可能因饥饿或天灾人祸死亡，基本上都是死于疾病。而拥有最佳医疗服务的皇子皇女们并没有得益于中医的护佑。
瘟疫是人类遇到的重大困难，在现代医学产生和发展之前，各种传染性疾病时常肆虐，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据史料记载，自东汉末年始，瘟疫爆发并肆虐于中国。爆发频率为有史以来罕见，最凶险的状态持续了十余年之久。《五行志注引》云：“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心焦，以为至忧。”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年），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连医圣家族都是这样的惨状，可见瘟疫的凶猛和中医的无能。由此导致的民不聊生和社会动荡也是汉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此后直至民国时期，传染病反复在中国爆发流行，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医对瘟疫一直束手无策。
中医对传染病的病因、治疗和预防的方法基本上一无所知。在秦朝之前，中医认为传染病是鬼神作祟，多以傩（驱鬼的仪式）来应对；到了汉朝，以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医认为瘟疫是因气候不正产生瘴气所致，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即阴、阳、风、雨、晦、明，把病因归结为气候的变化；宋代以后又产生了胎毒之说，认为传染病的病因是胎毒。
当然不能过于苛求古人，古人不知道还有微生物这样一类生物，更不知道致病微生物才是传染病的病因。所以古人只能对传染病进行猜测和想象，众说纷纭、谬误百出也是必然的。中医始终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体、传染源和传染途径。陪伴了中国人2000年的中医，在治疗和预防传染病方面完全处于胡思乱想、一无所能的状态, 这是历史事实。
在现代医学传入之前，中华民族的健康只能听天由命。随着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中国人的生命才得以挽救。例如1910年在东北地区爆发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在东三省传播。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伍连德受命承担了控制疫情的任务，运用现代医学的知识，采取火化尸体、大面积环境消毒、隔离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断了传染途径，在短时间内迅速遏制了这场无比凶险的疫情。而当时著名的老中医以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的患者则全部死亡，老中医自己也未能幸免，家属甚至将其抛尸街头。
天花的防治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充分暴露了打着传统和国粹旗号的中医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牛痘法预防天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1805年牛痘法自澳门传入中国内地，显示出极佳的效果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牛痘法简单易行、百试百验，这大大影响了中医的可信度和利益，如把脉开方、种人痘、治瘢痕、药铺等利益群体。
中医界把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坚持宣扬天花源自胎毒，顽固地以阴阳五行等歪理加以胡乱解释，宣称牛痘法不过是将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医药从业者更是极力毁谤牛痘法，恐吓民众，甚至故意散布种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谎言，导致大量愚昧民众放弃种牛痘从而染上天花死亡。中医对现代医学的肆意曲解和造谣，严重迟滞了牛痘法的推广，在此后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天花仍然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魔咒。中医界置民众健康于不顾，暴露出为一己私利的不仁与歹毒，其无耻和残忍与当今的中医骗子如出一辙。中国人失去了迅速消灭天花的机会，中医骗子得以在万众尸骨上继续大发横财。
反观日本，迅速认识到牛痘法的绝佳效果并加以普及，并由此萌发了坚决否定汉方医（即中医）的理性思考。而中国却花费了15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其根源仅仅是中医界的行业利益，可见中医骗子的无耻与民众的愚昧已经达到了多么骇人的地步。回顾这一段讳莫至深的历史虽然是惨痛的，但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不得不在科学与传统、生命与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仁爱美德究竟在哪里？
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大力开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在控制和消灭天花的过程中，全国统一采取了牛痘法，摒弃了中医的胎毒理论和数不清的偏方、秘方。仅仅用了10年时间，至1960年中国已没有发生自然传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中医接种人痘，天花在山西、内蒙古再次爆发，直至1966年才最终消灭。
自1950年开始推广以消毒灭菌为主要原则的新法接生，困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育危险终于得到了解除。产褥热发病率急剧降低，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儿因感染导致的死亡迅速减少，婴儿死亡率从原来的200‰逐年下降，1958年为80.8‰，70年代为47‰，80年代为34‰，2005年为19‰。简单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难以计数的生命，这是科学赐予中国人的恩典。而数千年来中医都认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于“风”的缘故，以至于今天还有坐月子紧闭门窗等一系列陋习。
随着现代医学的普及，中国人的死亡率连年显著下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1957年达到57岁，1973年为63.6岁，1981年为67.90岁，2005年达73岁。
中国人生命质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学带来的福祉，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采取了坚决的科学措施，没有让中医界在这些紧要问题上胡乱纠缠。在这些立竿见影、迅速显效的事实面前，中医界灰头土脸、哑口无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医界面对急性传染病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须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中医界人士宣称中医药可以预防和治疗SARS，甚至治疗艾滋病。这不过是上世纪中医界在天花问题上谋财害命的拙劣翻版，这种恶毒和残忍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驳斥和制止。
回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得以迅速改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显效迅速的是现代医学的广泛普及和先进医学成果的应用。中国人因为分享了人类的科学成果，平均寿命在短短几十年间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寿命翻倍（18～35岁）则用了约3000年的时间。而中医在数千年中一直未能显示出战胜疾病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中华民族仍然会在中医的愚弄中挣扎于一百年前的悲惨境地。回顾不算遥远的历史，难道不应该向科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吗？每一个诚实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认，科学赐予了中国人恩典，是科学守护了中国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