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的“主笔”何碧在最近一期（1999年7月15日）的《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爱国的“天问”》的奇文。学屈子号称“天问”，好像是自以为无解。如果果真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彷徨，我们还可以给予同情。但是，作者显然是早已成竹在胸，所以在颠三倒四抛出了一堆诘问之后，就急忙忙地给出了答案：
说穿了，我们的爱国主义，其实只是“夜郎综合征”（又名“河伯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夜郎国的人从小听到的是自己怎么怎么天下第一，等到河伯到了大海，才发现不但自己现在的一切不如人，而且论历史不如埃及悠久，论文化不如希腊罗马美轮美奂。惊怒妒羡之余，只有缩回心造的幻影中去，靠膜拜那个虚构出来的伟大祖国来寻求心理平衡。实在无法逃避现实之时，就把一切责任赖到别人头上，似乎整个世界都约齐了来欺负自己。近年来，当局为转移民众对内政的注意，一直在进行密集的民族主义洗脑，将百年前受的屈辱幻化为现实，全国便又一次成了精神病院。
言下之意，凡是爱国主义者都是被中国当局集体洗过脑，都是精神病院中人。不知道这段描述有没有何碧的个人经验在里头，如果有，我怀疑何碧还真是从中国的哪一所精神病院逃出来的，因为我很难想象，百年来还有哪所中国学校还在宣扬中国天下第一，何碧这样的学生要等出了国才发现现在不如人，才知道原来埃及历史也悠久，希腊罗马文化也“美轮美奂”（用“美轮美奂”形容文化，不通，这里姑且延用），惊怒妒羡之余，也就跪倒在了洋主子脚下。在中国的学校受过正常教育的人，都知道中国早已不是第一，在许多方面（不是“一切”）不如人，中国现在是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才要“振兴中华”。在中国上过中学世界历史课的人也都知道，埃及有悠久的历史（未必就比中国更悠久，就算更悠久也没什么，因为我们从来就没说过自己“最”悠久），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也辉煌灿烂。至于中国文化跟他们比，哪个更辉煌灿烂，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要强加比较，就带着感情因素。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在感情上，不认为中国文化不如古希腊、古罗马，人之常情；非中国人，或“前”中国人如何碧之流，在感情上，非要认定中国文化不如古希腊、古罗马，也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古埃及历史再悠久，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再辉煌，也早已是昔日黄花。文明古国中至今硕果仅存的，只剩下了中国一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一点，本来也值得外人惊怒妒羡的。
不可否认，海外华人在怀恋祖国时，对祖国文化有美化的倾向，这就像游子思念故乡，老来回忆儿时，更多地只记着了美好的事物，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这些美好的事物都如何碧所言只是“心造的幻影”，是为了“靠膜拜那个虚构出来的伟大祖国来寻求心理平衡”，则是诬蔑。我倒觉得，何碧之流可能已经或计划不做中国人了，才需要靠谩骂爱国主义来寻求心理平衡。不愿做中国人，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反过来咒骂还在做中国人的人，则未免太恶心。
我们牢记百年前、几十年前中华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响至今的后果，是为了发奋图强，而不是“把一切责任赖到别人头上”，当然，别人的责任也不能一笔勾销。何碧是要我们把别人的责任一笔勾销的，为我们指了一条路：
《总理遗嘱》中说，国民革命要成功，必须联合世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孙中山糊涂一世，到死仍不明白。我们的问题，不是要让人家平等待我，而是要拆除自己心中的围城，真正学会平等待人，既不把洋人当神崇拜，又不当鬼憎厌，物我两忘地融入世界文明。不去除心中的天朝情结，抛弃狭隘愚昧虚伪的“爱国主义”，我们就只会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被旋翼一下又一下地打得头破血流，周而复始，七八年又来一次。
“真正学会平等待人”“物我两忘地融入世界文明”之类的高调，是否该唱，要看是对谁、在什么时候说的。被压迫者要求生存，自然首先要求别人平等待我。平等待人应该去对着强盗宣扬。和平时期，多讲平等待人，受压迫、被侵略时，则应该要求平等待我。比如现在讲中日友好，没什么不妥；但如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着中国人宣扬中日亲善，却是为日寇帮凶的汉奸论调。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受列强欺压之时，要人家平等待我，一点也不糊涂；何碧要求在中国遭受外祸之时也“物我两忘”，正是为列强帮凶的汉奸论调。用鲁迅的话说，是：“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下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何碧说：“中国大约是爱国志士最多的国家，谁也不像咱们一样，动辙斥同胞为汉奸、卖国贼。”这句话基本准确。但是，中国之所以爱国志士多，是因为中国外祸也多，汉奸、卖国贼也多，为汉奸、卖国贼辩护的更是不少，比如现在就流行为秦桧、吴三桂、汪精卫、周作人等著名汉奸辩护，花样百出，且辩护者个个理直气壮，自诩深刻、高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大约也是一项世界之最。但比起来，总不如像何碧这样干脆来个釜底抽薪，否定爱国主义来得彻底。如果我们因此就把何碧之流斥为汉奸，倒也不太妥当，因为汉奸言论并不是汉奸行动。但言论往往是行动的准备和先导，只要有机会、有条件，“汉奸有理”论者是可以变成实际的汉奸的，所以，称他们为候补汉奸，还差不多。不过，“汉奸”一词，现在虽然是用于泛指背叛中华民族者，但那个“汉”字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只跟汉族有关。为避免误解，改称华奸比较妥当。何碧之流既然认为当华奸有理乃至光荣，而爱国“狭隘愚昧虚伪”，那么，被称为候补华奸，也不能算是什么攻击了。
“爱国”是一种爱情，爱情这玩意，很难做理性的分析，不好多问个为什么。如果有人非要问人为什么要爱国，我只能回答说，就像人要爱父母一样。父母生我育我，故爱之；祖国生我育我，故亦爱之。至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之类，就像父母有名有钱之类，都只是佐料，并不是主要因素。美国的历史不悠久，文化也不灿烂，但一般美国人的爱国之心，绝不比中国人差。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只要还没有被私欲迷了心窍。即使是原始部落，也存在爱部落之心。只要想想印第安人当年以鸡蛋击石头般地抗击殖民者的悲壮史，看看至今印第安人虽已无力回天而仍然不忘几百年前的屈辱，把美国法定的“哥伦布纪念日”视为屈辱日，中国人牢记百年前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何碧为了证明只有中国人最爱国，举了个英国的例子：
兄弟所在的英国，刻下正在闹分家，即所谓“逐渐解体”（devolution），苏格兰和威尔士都为此成立了自己的国会。对此，朝野淡然处之，无人如丧考妣，疾首痛心。本人有位“苏独”分子同事，从来不承认苏格兰属于英国，却至今顽健，毫无“千夫所指，无疾而终”的迹象。更有甚者，英国佬当年糊糊涂涂地把“日不落帝国”丢了，龟缩到此弹丸小岛上来。对此惨重损失，其历史书上竟毫无交代，更未找出一个慈禧或李鸿章来作箭靶。
据我所知，所谓devolution，在法律上意为“权力下放”，即中央政府下放一部分权力到地方，而不是“逐渐解体”。当然，何碧人在英国，也许更知详情，说不定英伦三岛的确在闹分家，我们在英国之外的不知有这么回事，足见还未成气候，所以英国朝野可以淡然处之。同样是闹分家，北爱尔兰闹了100多年，闹成了气候，英国朝野就并没有淡然处之，镇压、暗杀、爆炸，无所不用，到现在也还没有分出去。苏格兰已并入英国数百年，据说至今还有“苏独”分子，正可说明苏格兰人爱国心之重，至于“苏独”分子未被“千夫所指”，也是因为未成气候，犯不着去浪费时间。英国丧失“日不落帝国”不可与清末中国割地赔款相提并论，因为那只是把抢来的东西又还了回去，并不是把本土的“弹丸小岛”割让给别人。即便如此，大英帝国也是很不情愿的，否则圣雄甘地也不必搞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否则也不会有迟至十几年前的福克兰群岛之战，万里迢迢派兵争夺另一个弹丸小岛。“日不落帝国”的解体，恰恰正是因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爱国主义成了世界潮流使然—中山先生所谓“联合世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也就是这个意思。退一步说，即使世上有流行不爱国的国家，也并不就值得我们效法，就像不必见到有人对父母不孝，就立志也要做不孝儿女。
何碧说：“我们的‘爱国’观念是何等混乱。”其实是他本人“爱国”观念混乱，不去好好理清楚，却妄图干脆抛弃爱国观念。他自以为高明地发问道：“所谓爱国也者，爱的究竟是民族，是国家，是政府，是执政党，是领土，是社会制度，是文化，是传统，是历史，是风俗，是家园，是父老乡亲，是风土人情，是饮食习惯，还是这一切的总和？问题在于这些东西有的每项不只一个，有的还互相排斥，连加都没法加起来。”如果有人也学着来一篇《关于爱父母的“天问”》，问道：“所谓爱父母者，爱的究竟是生命，是名望，是为人，是地位，是权势，是遗产，是房屋，是相貌，是身体，是生活习惯，是修养，是脾气，是祖传秘方，是一日三餐，是零花钱，还是这一切的总和？问题在于这些东西有的每项不只一个，有的还互相排斥，连加都没法加起来。”然后得出结论说爱父母是“狭隘愚昧虚伪”，该送精神病院，那么我们大概也该把他送精神病院。我们爱父母，并不是要先把父母的各个方面拆散了再加起来爱，也不是要爱父母的所有方面。爱国亦然。
“国家”这个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含义，英语分别用三个词表示——nation、country、state，也即民族、领土和政权。民族是神圣不可征服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神圣，也就是公理如此，不需要去证明。至于政权，则不过是本民族对领土的管理方式，并不神圣，改朝换代寻常事，并非亡种亡国。所谓“爱国”，爱的是祖国，也就是民族和领土，并不包括政权。当然，如果政权好，也不妨去爱，但那只是对政府效忠，并不等于爱国。搞明白了这一点，何碧的诘问“如果爱国就是爱政府以及执政党，那么爱国的中共当年为什么要以暴力推翻由国民大会选出的国民政府？现在台湾人热爱自己的民选政府，不认同大陆政府又有什么错？如果爱国其实是爱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一国两制’岂不成了卖国政策？”也就显得可笑了。当局固然希望国民因为爱国而爱政权，候补华奸也希望人们因对现政权不满而不爱国，所以才会振振有辞地质问：“中国的事情到底是坏在自己人手上，还是栽在鬼子手里？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到底是外国人杀的中国人多，还是咱们自己掐掉的多？”就算中国的事情坏在自己人手上，也不能因此原谅鬼子的染指；就算咱们自己掐掉的人多，也不容外国人杀中国人。内乱要防止，外祸也要抵抗，只有华奸和候补华奸才会认为有了内乱就不该抵抗外祸甚至应该欢迎外祸。
“祖国”具有历史性，领土会有扩大和缩小，民族会有融合和分化，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有喜剧，有悲剧，有圆满，有无奈。“失去的领土是否在爱之列？”答案就在“历史”两字。就像一座房子被外人霸占，自然要尽力去夺回来，夺不回来了，也不妨记住屈辱保持警惕，以免又有别的房子被霸占。至于“如果失土不计，我们又还有什么理由要台湾回归？”问得甚是无知，因为台湾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归，现在两岸分裂，乃是内战造成的，并非失土。“新加坡岂不也在回归之列？”问得更是可笑，新加坡从来就不曾是中国领土，何来回归？
民族文化乃是多元的，有主流有支流，也是历史演变而成。“为什么中华文明中只有汉族的东西？”乃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汉族文化虽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却不是全部，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样融合在其中。但是，虽然主流文化应该尊重支流文化，支流文化也应该保护、发扬自己的文化，却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每一个文化都平均对待，所以，即使没“有哪一个中学甚至大学的历史教师，能像背‘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那样背出吐鲁番的历史”，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吐鲁番的历史在今天已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无关，而只有学术的意义，但是，如果不熟悉中原的历史，却是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闹笑话的。何碧显然就对中国历史相当无知，才会闹出像“宋朝以降，除抗战外，中国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从未赢过一次”这样的笑话。元末驱逐蒙古族统治者，永乐年间征讨北元，就都是赢的。如果说因为现在蒙古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些不算数，那么也还有万历年间抗日援朝，以及郑成功收复台湾，也都是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的胜利。
爱国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的需要。既然世界还未大同，国与国之间还存在竞争和对抗，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就像在私有制社会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天经地义，对于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等到世界大同之日，再来宣扬“物我两忘地融入世界文明”的高超理论不迟；就算现在忍不住，也该对着列强宣扬，否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下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1999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