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有一出很有名的戏剧《病玉缘传奇》，讲的是一个麻风女的故事。男主角陈绮到粤西访亲，陷进一个大大的阴谋，要入赘一富户人家。女主角邱丽玉虽有闭月羞花之貌，其实是一个麻风女，父母要她借着交媾把体内的疯毒或虫过继给新郎。不料邱丽玉真的爱上陈绮，把实情告诉他，二人假装已经圆房，第二天放陈绮逃走。邱丽玉后来麻风病发，被赶出家门，一路乞讨到陈绮家乡。陈绮收留她，二人结婚，但坚决不同房。陈绮试尽当时中西医方法为邱丽玉治病均无效。邱丽玉决定自杀，喝一种大黑蛇泡过的酒，意外痊愈。之后，陈绮升官发财，夫妻二人开麻风院，卖蛇酒治病救人。大团圆结局。
这出剧中西结合，把当时中西医对麻风病的认识结合起来，而中西医均无有效方法，最终的解决之道不得不复归于民间偏方。现实当然没有戏中所表现的那样浪漫、温情和喜感，要卑劣、悲惨、绝望得多。
真相是另外的样子。南宋大词人周密（1232-1298）在《癸辛杂识》中记了一则故事：杭州人嵇供申到莆田去，途中遇到一孤身独行美女，说是被父母赶出来，怪可怜的。嵇生经不起这番诱惑，带她开房。二人爱爱方毕，女方一帮家人适时赶来捉奸。嵇生狼狈逃窜。回家后慢慢出现坠耳、塌鼻、断手足，最后死于大风疾（麻风）。可见早在南宋就有“过癞”或“卖疯”的习俗，以为女人可以通过性交把麻风病因传给别人。对麻风的恐惧足以毁灭人性，世上又哪里真有美丽善良的邱丽玉呢。
更残酷的真相更有另外的样子。据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记载，麻风病人和健康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是普遍现象。明末广东博罗县县令邓以浩一次性将被传有抢劫强奸恶行的300名麻风病人驱入水中淹死。1730年，广东罗定县一农妇被三个麻风病人强奸（病人解释是为了“过癞”），被村民以石头砸死。1736年，广东增城县，麻风丈夫因为妻子不肯与他同房杀死妻子。1740年，云南镇南州，堂兄用绳子勒死了患有麻风的堂弟。1745年，四川雅安妇人廖氏与人通奸，杀死结婚多年不幸患麻风的丈夫。1749年，广东曲江，杨氏女婚后得了麻风，村子里要赶她出村，娘家不依，争端中致死人命。在地方志和官府案卷中，此类案件不胜枚举。
中医麻风三大名著之一的《疯门全书》（肖晓亭著）序三中，袁世熙认为麻风是“最惨、最酷、最易传染，而不忍目睹者”。正是由于这样的恐惧，围绕着麻风病，人性、亲情、民风都毁坏殆尽，更不要谈什么爱情。《病玉缘传奇》，文人的白日梦而已。
麻风病历史极为悠久，危害极为酷烈，但今天，我们却几乎看不到麻风病人，这是医学进步之功。中西医在漫长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分别有多大的功劳和贡献呢？
应该说，古代中医尽了最大的努力。
对于麻风临床症状的观察，中医可以追溯到张家山汉墓《脉书》之《病候》篇，此书约成于公元前3世纪，是最早的症候学专著，记载了68种症候，其中第65种是“四节疕（疮等皮肤病变），如牛目，麋突（眉堕），为疠（即大风、麻风）”。此后，在《黄帝内经》《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圣济总录》《三因极一病症方论》《疠疡机要》《解围元籔》《疯门全书》《医宗金鉴》等经典记载中可见，中医对于麻风病的症状观察基本齐备：皮肤麻木溃疡、肌肉萎缩、手足残缺、眉毛脱落、鼻梁塌坏等等。这些观察是客观真实的，古人也并非一味的闭门玄想。
中医对于麻风病因的追究则基本是想象的，没有实证，这是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没有能力进行实证的病因研究。古代病因学说主要有三种。
一是虫子学说。在大约公元前300年的《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一种叫“螟”的病，“螟者，虫。所囓穿者×，所发无恒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家马继兴解释这一段话，认为是一种穿心虫螟虫咬人所得的病，根据虫子咬的不同部位表现不同。这一说法于理大大不通。这个螟虫必不是今天所说的水稻害虫之类；若是，怎么可能咬到人的鼻子、口唇、牙龈，甚至手指？更何至于使“鼻缺指断”？端的什么害虫，这么厉害？我认为，这个螟虫是古人想象的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虫，一种看不见的虫子咬的，导致“鼻缺指断”的症状。就像甲骨文中的“龋”字中含有的那个象形的虫子，不是肉眼看见的。这种意义的“虫”，可以理解为“致病微生物”。这比吴有性的“微生物致病”思想更提前了差不多两千年（这大概是我挖掘出来的又一个中医自豪点吧）。
虫子学说是最朴素的学说，意外是最接近正确的；它的科学内涵要到十九世纪才被真正揭示。《五十二病方》之后，只有少数医家看重虫子学说，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五种风生五种虫”“若食人肝，眉睫堕落；食人肺，鼻柱崩倒；食人脾，语声变散；食人肾，耳鸣啾啾，或如雷声；食人心，心不受触而死。”
《黄帝内经》开始，中医病因学陷入玄学，以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为基本病因。“风为百病长”，大风、疠风，都主要是“风”引起的，最多夹杂些“寒”啊“湿”啊。
宋元明清以降，开始有人怀疑，“风”作为麻风病的病因实在很难以令人信服。陈言《三因极一病症方论》直接说，不一定是“风”，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把麻风放在皮肤病外科里，与诸风症脱离。朱震亨说，是“天地间杀物之气”；吴有性说，是“杂气”；徐春甫说，是“内热瘀毒”。薛己、沈之问、陈士铎等说，是瘴气，岭南地区最多。大家都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都是胡猜一气。
病因既不明，病理自然也是主观臆想。比如关于男女的不同发病率，《疯门全书》认为女性因为可以从月经排毒，所以发病者少。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医仍然认为月经是在排毒，排“阴毒”。对古人我们真的很理解，但现代中医真的很可笑。
虽然病因病理不明，但中医治疗一贯“博大精深”，对麻风亦然。有针灸、熏蒸、沐浴等外治法，更有无数的药物疗法。药物中，早期倾向于猛剂，大概是要“以毒攻毒”。如雄黄、朱砂、蝎子、蛇酒、大枫子、蜈蚣等等。效果自然不好，往往自己先被毒死了。宋代以后，逐渐趋向用和缓之药。这是希波克拉底，也是孟河学派的用药思想，在并无有效对因治疗药物的古代，不失为合理的用药原则。当然，中医还有一万能绝招，禁止房事。
疗效总是最受关心的，中医对麻风病的疗效究竟如何呢？我们从历史记载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
担任过“博医会”十年主席的麦雅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麻风问题最权威的专家，他在1933年估计，中国有300万麻风病人，占世界的三分之一。19、20世纪，随着华人苦工的大量输出，麻风病走向世界，成为中国人耻辱的标志，是“东亚病夫”最刺眼的注解，代表着体质弱、易传染两种含义。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说“中国人自己从来没有为麻风病人做过什么。”史密斯所指主要是政府和社会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明清以来，南方各地虽然也有一些麻风病人收容所，但是，这些只是病人等死的地方，没有任何专业的照护和帮助，也几乎没有专业医生的参与。16世纪后，葡萄牙传教士在中国建了最早的麻风院，此后，数量不断增加。到1940年，全国至少有51家传教士建的麻风院。这些麻风院虽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却是中国可怜的麻风病人唯一的希望之所在；中国政府固然对他们视如无物，中国医生也避之唯恐不及。那个时代的麻风病人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和怨毒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西医对麻风病的转机始于十九世纪后期细菌学说的兴起。在此之前，西医和中医差不多，也都是拍脑袋乱想一气，没有高明的地方。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巴斯德证明发酵是由于微小的细菌引起的以后，细菌是疾病的原因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麻风会不会也是细菌引起的呢？
拍脑袋是没有用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真真切切看到那个菌才行。挪威医生格哈特.亨里克.阿莫尔.汉森（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1841～1912）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汉森1868年开始研究麻风病。当时主流观点认为麻风是遗传病，常常一家数口一齐麻。但汉森的家族调查发现，一旦家庭分裂或家庭成员分居，其他成员就不会患病。所以，麻风不可能是遗传病。汉森从麻风病人身上采集大量的标本，喉粘膜、鼻粘膜以及皮肤组织液等，进行涂片染色，一遍又一遍的在显微镜下苦苦寻觅。这是一个极其枯燥辛苦的而又笨拙的方法，中国的正宗儒医们从来不屑于干这种苦差事。功夫不负有心人，1873年2月28日，汉森终于在一位麻风病人的鼻翼微粒涂片中看到了一些“棕色的杆菌微体”。这时，离科赫发现结核杆菌并制定科赫法则还有10年，医学界对细菌与疾病的认识还远不够深刻，汉森的发现没有立即获得重视。他的发现被淋球菌发现者德国医生艾伯特.奈瑟剽窃，后者在1880年干脆宣布是自己发现的。但历史是公正的，国际麻风病大会决议，汉森是第一个发现者，麻风病因此被命名为“汉森氏病”。
麻风病的病因被确定，并没有马上带来治疗上的突破，它首先带来的是观念上的革命。几千年来，无数麻风病人被冤枉为道德败坏者、淫乱者、邪恶者、劣等人种、被天罚者…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汉森告诉我们，麻风病仅仅是一种杆菌导致的一种慢性传染病而已，就像结核病。无数生活在人间最底层的麻风病人们，若理解这一含义，怎能不“泪飞顿作倾盆雨”呢。
解决病原只是第一步。麻风杆菌的传播途径并不清楚，甚至可以说，非常不清楚。虽然中医自十六世纪以来就非常肯定，但西医对麻风的传染性一直充满争议。中医所谓瘴气、性交、虫蛊等等传染方式不能说服西医。为了确凿无疑的找到传播途径，很多医生做了有伦理争议的探索。1844年，汉森的岳父，挪威医生丹尼尔森就给自己和志愿者一起接种麻风病人血清没有成功。汉森学了岳父一半，把杆菌接种在一名不知情的患者身上，也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汉森被解职。麻风病之父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医学伦理学的底线是不能触碰的。1880年，莫里茨医生给一个夏威夷土著接种麻风病人血清仍没有成功（当地土著愿意成为麻风病人以得到足以活命的公费）。但随着世界范围内人群迁移的增加，麻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传播被清晰追踪，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麻风的传染性。1938年，第四届国际麻风病大会上，亚历山大的兰戈达斯基医生在会上报告，他用自己做实验，把病人的病原注射到体内，明确制造了麻风病（医学史上不乏这样敢于牺牲的真实的“神农”）。至此麻风的传染性才基本定论，之后更多的研究逐步把传播途径定格在直接传播上，带菌者咳嗽和喷嚏时的飞沫和悬滴通过健康人的上呼吸道黏膜进入人体，是麻风杆菌传播的主要途径。
韩剧《医道》中，许俊和大风疮（麻风）病人一起，动辄直接用口给病人吸脓，宣称麻风不会传染；睿珍和三积大师也和病人们密切生活在一起而无恙。我只能说，他们的运气比早期来华因为和病人密切接触而感染麻风的传教士们好得太多了。
隔离的方法自古来就是主要方法，但显然并没有解决根本。直到1941年，化学药物氨苯砜（DDS）研制成功，麻风病才第一次有了特效药。1960年后，DDS加上利福平和氯法齐明的联合化疗（MDT）解决了耐药问题。麻风病成为可以治愈的疾病。
WHO数据显示：自1995年以来，世卫组织向全世界所有病人免费提供联合化疗药物。到2015年，20年中，治愈的麻风病人超过1400万人，患病率下降了90%。全球从1985年的520万例减少到1995年的80.5万例，2013年底为18万例。迄今麻风杆菌对MDT仍然没有产生抗药性（善哉善哉！）。
中国在解放初大约有麻风病人38到50万之间。解放后政府以强大的力量开展全国防治麻风的运动，治疗上一开始以DDS为主。1957年后，由于政治原因，中医加入抗麻行列，各种古书中的秘方纷纷出笼，前面所说戏剧《病玉缘传奇》中的蛇酒尤其为中医们青睐，他们坚信这些秘方一定有效。DDS必须加减这些秘方才政治正确。到1982年，经WHO验证，宣布中国已经实现国家层面消除麻风病的目标。消灭的标准是全国平均患病率在万分之一以下。参战过的中药有足够的理由宣称这一伟大成就有自己的一分功劳。借王澄医生的比喻，西医在打一场现代化战争，中医挥舞弯刀嚷嚷着非要参战；它参加了，得给它勋章。
中国觉得世卫标准太低了，自己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要降到十万分之一。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广泛使用MDT，覆盖率在95%以上，中药基本靠边站了。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2016年4月全国麻风病发病76例。可以确信，有MDT，这76例都可以彻底治愈。不过，中医的春天又一次到来，中医们会再次挥舞弯刀加入抗麻风的队伍里来吗？
（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