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舟子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一大”并不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的，这个日子被定为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毛泽东随便指定的。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疲于奔命，没有想过要每年庆祝建党。一直到1938年共产党在陕北有了根据地，站稳脚跟了，毛泽东才想起来应该每年都纪念建党。但是，毛泽东虽然是一大的代表，而且还是负责记录的代表，自己也不记得“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当时延安还有一个“一大”的代表董必武。毛泽东去找董必武，董必武也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会。两个人都记得大概是在七月份开的，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毛泽东就把七月一日当成是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因为这个日子容易记。他在那一年写的《论持久战》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的纪念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纪念“七一”了。
不仅毛泽东、董必武不记得中共“一大”究竟是哪天开的，参加一大的代表也没有一个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是模模糊糊地说是七月份开的。张国焘晚年的回忆录说七月一日开会，是把纪念日跟实际开会的时间搞混了。共产党“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后来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记载确定下来的。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报告，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本来定在1921年6月20日在上海开会，但是各地的代表陆陆续续到齐了以后已经是7月23日了，这时会议才开幕。严格地说，1921年7月23日才是共产党成立的日子。
开会地点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李公馆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他哥的家。他哥外出了，李汉俊觉得这个房子很大，把它作为会议的场地。30日，法国的巡捕突然来搜查。虽然巡捕没有抓人就走了，代表们觉得不能再在那里把会议继续开下去了。上海的另一个代表李达的夫人提议改到嘉兴开。当时从上海到嘉兴要坐火车，7月31日有台风，铁路不通。到8月2日铁路通了，李达夫人和几个代表先到嘉兴做准备。8月3日其他代表陆陆续续地也过去了。那天他们租了一条游船，装成是游客，在嘉兴的南湖把会议开完。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共产党的决议、纲领，选举陈独秀当总书记。
参加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纪最大的是跟毛泽东一起从长沙来的何叔衡，已经45岁，会议其他的代表把他称作“老先生”，跟年轻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何叔衡不够格，不让他参加会议。所以，何叔衡虽然作为代表去了上海，但没有参加会议，被赶回长沙。剩下的代表中董必武年纪最大，也只有35岁。其他的代表，最年轻的才19岁，大部分都是20岁。每一个地方派了两个代表，还有一个日本的代表，本来共有13个代表，何叔衡走了剩下12个。这些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文化人，包括教师、大学生、记者，记忆力应该是很好的，但居然没有一个记得“一大”究竟是在哪一天开的。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没把这次会议当回事，不认为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具体的日子都记不得了。
有别的迹象也表明，那些去开会的人真的是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的。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有两个，南方的陈独秀和北方的李大钊，叫做“南陈北李”。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去参加“一大”。李大钊是北大的教授。北京当时已经有共产党了，还是李大钊帮助成立的。但是，北京共产党接到开会的通知，要他们派两个代表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让李大钊去参加，觉得这种小事情没有必要让这么忙的一个大教授去参加。他们选北大的学生去。第一个选出来的是当时主要在搞学生运动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北京共产党还有两个学生比较著名，也都是北大的学生，一个叫邓中夏，一个叫罗章龙。第二个代表本来应该选他们中的一个，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都觉得自己太忙了，不去上海开会。最后派了一个叫刘仁静的19岁的学生和张国焘一起去参加。
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他原来在上海，被南方政府请去当广东教育厅厅长。上海组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希望陈独秀参加会议，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请他。这个人叫包惠僧，是武汉共产党的人，想去苏联留学，到上海后没走成，就在上海留下来了。包惠僧是记者，采访过陈独秀，跟陈独秀很熟，上海共产党就让他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开会。陈独秀不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他在筹建一个校舍，正在找钱，如果去上海开会，事情就耽搁了。他反而让包惠僧当广东的代表去参加会议。广东代表还有一个名额，陈独秀就让另外一个年轻人陈公博去，因为陈公博刚刚结婚，刚好可以带新娘一起去上海度蜜月。从这事可以看出来，陈独秀也不把这会议当回事，陈公博去开会实际上就是去度蜜月的。陈公博到上海后，参加了会议，但30日改到嘉兴开，他就不去了，带着新娘子去杭州西湖玩。8月3日他从杭州回来，碰到了另外一个代表周佛海，才知道会议开完了，而且选出陈独秀当总书记。
我刚才说了，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学生、记者，他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有人出钱（共产国际给他们出路费），可以借机去大上海玩一玩，公费旅游。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参加会议是顺便的事。所以虽然他们去参加会议，但是很不重视。很不重视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纲领，结果所有的这些文件的中文的原始版本后来都找不到了，没有人想到要把它们留下来。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大”的第一次决议、第一个纲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俄文版本。共产国际有两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情况，把这些文件翻译成了俄文，保存下来。中共建国以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要共产国际当时有关中国的资料，才找到了这些文件的俄文版本，再翻译成中文。
另外一个是英文版本。参加会议的陈公博于1923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参加过“一大”，有这个资本。这篇论文附了“一大”文件的英文翻译。参加会议的代表手上都有这些文件，他给翻译成了英文。这篇论文直到1960年才被挖掘出来。对照英文的版本和俄文的版本，发现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是可靠的。但是中文的版本没有人留下来，包括负责会议记录的毛泽东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
现在关于中共“一大”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共产国际保存下来的。共产国际为什么对这事这么重视呢？因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早在1920年，俄国共产党派了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先是到北京找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到去上海找陈独秀。他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给陈独秀活动经费做成立共产党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也可以说，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陈独秀显然是那么想的，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了，没有必要再去参加“一大”。
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在1921年另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共产党远东局间谍处的尼可尔斯基一起到上海，给上海共产党经费让他们筹备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已经有共产党在活动的城市，每个派两个代表。北京、长沙、广州、武汉、济南都派了两个代表。日本留学生也派了一个代表（周佛海）参加。马林、尼可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会议。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马林后来回荷兰，二战时荷兰被德国占领，马林被纳粹杀害。尼可尔斯基更惨。1938年斯大林搞肃反，尼可尔斯基本来是苏联的间谍，反而被说成是外国的间谍被处决了。
中国的那13个代表大多数下场也很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这些中国代表的命运。
先从上海的代表说起。地主李汉俊在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李汉俊虽然已经被共产党开除，还是被国民党军阀杀了。另一个上海的代表李达因为跟陈独秀合不来，在1923年宣布脱党，当教授去了，搞学术研究，研究的还是共产主义。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李达又重新入党，当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开除出党，被红卫兵斗死了。
再来看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后来当了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跟毛泽东斗斗不过，1938年叛变投奔国民党。他算是得了善终的，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1979年在加拿大病死。北京另一个代表刘仁静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是“托派”。文革时他被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在秦城监狱关了很多年，文革结束以后才放出来。1987年他在北京被公交车撞死。
湖南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不用说了。另外一个代表何叔衡，就是参加会议被赶走的那个，后来参加红军。1935年红军长征离开了福建，但是何叔衡留在原来的苏区，有一次被国民党包围，他跳崖死了。
武汉的代表有一个是董必武。董必武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逝世，得了善终。武汉的代表还有一个是陈潭秋。他也参加红军，一直当共产党的领导。1943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跟共产党闹翻了，杀了一批原来在新疆和他合作的共产党，其中被杀的就包括陈潭秋。
济南有两个代表。一个叫王尽美，他在1925年因肺结核病死。另一个代表邓恩铭后来一直在山东领导共产党的工作，1931年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枪决。
广东的代表陈公博第二年（1922年）就宣布退党了，1923年去美国留学四年拿了学位回国，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他跟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来成了汪精卫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当了南京国民党的主席、行政院的院长，所以是二号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他逃到日本，被国民党政府引渡回国，枪决了。广东的另外一个代表叫包惠僧，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退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当了不大不小的官。再后来去了澳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想回来，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他们就让他回国了。回国以后他被政府养起来，文革时受了批判，但是不算很严重。他活过了文革，1979年才病逝。
最后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1924年退党，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也是跟着汪精卫投靠日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时他也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经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抗战胜利后他被判处死刑，但是被蒋介石赦免了，改成无期徒刑。1948年在监狱里病死。
总共13个代表，有7个或者被开除出党或者退党，有两个甚至成为大汉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参与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建党的元老，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当时信仰共产主义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为了赶时髦，或者就是要凑个热闹，信仰很不坚定，很容易变来变去。只不过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在外国势力的指使下，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并不是像后来中共吹的，说建党“是一个开天辟地事件”。
2021.7.1.录制
2021.10.30.整理
